由公安部牵头的足坛反赌风暴，让中国足协陷入尴尬。没有人说得清，中国职业联赛的参与者们，那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俱乐部，甚至足协官员，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参与其中。更不清楚的是，为何职业化十几年来，监管缺失，流毒泛滥？

　　作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再次被推到前台——足协管了么？管得怎么样？为什么管不好？

　　在公众对足协不作为的质疑声中，原定今日召开的足协会员大会也因故推迟，足协官方网站给出的理由是，《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修改意见反馈工作尚未完结。

　　郝劲松发难

　　公民郝劲松，这次的角色是个球迷。他把装满炮弹的枪口，指向中国足协。

　　这个想法，两年前就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在北大的一堂课上，一个教授提到记者狂骂足协官员，他灵光一闪，中国足球这么烂，足协是不是应该成为被告？他认为，应该让球迷知道，足协光骂是没用的，诉讼是另一种途径。

　　两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他需要一种声势和环境，让火力最具杀伤力，不能打在棉花上。当公安部打击赌球的消息扑面而来的时候，他觉得时候到了。

　　2009年11月4日，备战亚洲杯的国足队员，开始在香河集训，同一天，体坛周报等媒体发布消息：《公安部门突然出手，再掀中国足坛反赌风暴》。次日，全国媒体悉数跟进，足坛打黑自此成为热门话题。

　　20天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首次代表官方公布了打赌案的诸多细节。

　　郝劲松认为，是时候了，他准备开战。他通过《半岛晨报》公布了手机号码和邮箱，接受球迷的线索举报和投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要给中国足协写一封公开信。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郝劲松措辞激烈：“足管中心的最高领导、足协主席应该辞职向球迷谢罪！”

　　郝劲松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足坛赌假球现象如此泛滥，足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足管中心对赌球、假球在管理上不作为，严重渎职。

　　他要以球迷的身份，用法律的手段，进行一种追究，赢得一个说法。

　　郝劲松得到了支持。民间反赌球联盟负责人任杰，正在筹备10个城市的球迷合作活动，准备以球迷和联盟身份状告中国足协不作为。

　　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说，他支持郝劲松，“有人说假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不，假球是一张网，足协是这张网的中心！”

　　“隋波案”不了了之，龚建平案不处罚行贿者，17名裁判被足协内部处理；唯一一个被足协处理过的甲B五鼠案，也只是以罚款为主，禁止从事足球活动的处罚并未真正执行——在郝劲松、任杰、李承鹏等人看来，这种不作为，助长了假球、赌球的歪风邪气，降低了他们的参与成本。

　　“为什么尤可为这些人这么厉害，这么嚣张，他就知道足协不想管。”李承鹏说，干了也没损失，为什么不干？！

　　“任何有组织犯罪，都有保护伞，足协就是这些人的保护伞。保护伞不一定是参与犯罪，纵容也是保护。”郝劲松说。

　　被告是谁？

　　被推上被告席的中国足协，究竟是谁？

　　郝劲松说，连他都弄不明白。“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电话，不知道它有几个机构，谁是主席都不说明白！”

　　中国足协的身份，确实很难一句话讲清。两块牌子，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足协，同时挂在夕照寺北街东玖大厦7楼的办公室门前。

　　早在1955年，足协就已经存在。和中国的众多协会一样，在1993年改革前，其承担的主要是对外事务等务虚的工作，足球实际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体委训练局负责。

　　1988年，为适应当时的国家机关改革浪潮，体委以足球项目为突破口，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将体委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过渡给足协。1993年，国家体委训练局正式撤销，成立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合署办公，足协正式承担起对足球的行政管理责任。因此，始于1992年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实际由足协领衔。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在体育法中规定的代表会员利益的社会团体，同时成为整个行业的管理者。

　　目前，足协的性质是体育总局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每年分到为数不多的财政拨款，其运行经费主要靠自筹。足协50余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国家事业单位的职员，在体育总局有固定编制。

　　从1992年联赛开始，担任足协主席的人，就是袁伟民，虽然其早已在2004年卸任总局局长一职。实际领导和主管日常工作的，是足协专职副主席。从1992年职业化改革至今，先后有四人担任此职，分别为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和刚刚就任9个月的南勇。

　　在球迷和公众心中，这四个人，早已不是个体，而代表了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制度。中国足坛每有动荡，这四个局级干部的名字，便会代表足协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承担骂名。

　　技术难题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管？我们管得了么？”面对记者，一名前足协官员(要求匿名)发出一系列反问。

　　“没有证据，你怎么能说人家踢假球？足协有能力调查这些问题么？你知道我没让公安介入过？不能立案怎么介入啊？包括赌球网站，你以为我们没有给相关部门提过建议，要去屏蔽这些网站？他们说这个不好办，你屏蔽了，新的就出来了。”

　　很多年前，当“黑哨”的遮羞布被撕开呈现于公众面前时，这名前足协官员就提出了他的观点：假球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法律只相信证据，不承认主观臆断，处理假球必须掌握确凿证据，而足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职能。

　　“足球这个东西，和毒奶粉不一样，在取证上很困难。足球本身就有很多可能性，每个人都可能出现技术失误，所以你就必须取证，可是这种取证能取到哪里呢？一个是他自己承认，如果自己不承认，你就必须有大量的旁证和其他证据，而足协没有这样的调查能力。”

　　王俊生曾在《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一书中，谈到隋波事件的处理细节：“足协派出工作组进行了近4个月的调查取证，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后，还专门派人到巴西，调查风传的录音带。录音带里是旅居巴西的华侨在昆明期间与国力队的外籍球员电话联系的录音，其内容是企图收买外籍球员，让其在比赛中放水。但在圣保罗和其沟通时，这个华侨坚决否认。”

　　取证困难带来的技术难题，资深足球经纪人谭剑表示认同，“足协的武器，就是行规。行规的力量是有限的，让俱乐部降级，他根本不怕。”

　　阎世铎曾说：“中国足协名气很大，但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说老实话，好事你也别以为是中国足协干的，坏事也不是中国足协干的。”

　　李承鹏提供的细节，也佐证了足协官员的无能为力：“按照中超元年的准入制度，辽宁一个球队没有这样的资格，就伪造了产权证，被长春亚泰俱乐部发现了，拿出了证据。当时阎世铎是想把这个球队干下去的，你作假是不行的。但一个比阎世铎更高的领导，把阎世铎生生给按下去了。最后一个作假的辽宁升级了。”

　　谁是谁的保护伞？

　　另一个让足协难堪的原因，可能是足协官员本身的涉案。

　　目前已经公布的案情显示，前足协官员范广明涉案，其被刑拘前的身份是中国足协负责商务开发的官员。

　　在假球、赌球的盘子里，范广明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收受贿赂为打假球球队网开一面，还是参与组织赌球，目前尚无定论。

　　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说，足球圈里早就有范广明参与赌球的传言。“2001年，中国队世界杯出现那一年，我们就说范广明可能玩假球了。”

　　“足协内部都在传，怎么会花了八年才把这个人逮走呢？”李承鹏不相信，足协官员中只有一个范广明涉案。

　　“裁判都是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派的，有大案的那些年，最好去查查谁在派裁判。”李承鹏建议。

　　资深足球经纪谭剑也认为，足协某些不干净的官员，为赌球和假球的盛行，提供了保护伞。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证。

　　“有一次，在从天津回北京的路上，我们车上一个人，给足协裁判委员会的人打电话(我不好告诉你是谁)，直接电话里说，下一轮派谁谁谁，这个裁判去了，就好使。中国足协一直说，他们派裁判，是公平透明的，哪个俱乐部都不可能知道明天的三个裁判是谁。但这个朋友他就知道。根儿不在中国足协，在哪里？肯定有内鬼啊。”

　　谭剑说，前些年，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没有多少钱，但他们都有好车，不敢停在足协附近，都停在很远的地方，再过来上班。

　　在中国的足球圈里，作为管理者的足协官员和裁判、教练、球员、俱乐部经理等被管理者，同属于一个圈子，在这些人之间的流动，没有明确的制度界限。

　　查阅目前足协官员的简历，可发现多数人曾有在地方俱乐部任职的经历。涉案的范广明，在担任足协官员的同时，还在2005年担任新麒公司副总经理，为其运作球员到新加坡打球。

　　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足协官员也难逃赌球作假的嫌疑。一些涉案人员，也为赌球假球提供了保护伞。

　　一位职业俱乐部的投资人提醒记者，为何现在公安机关通报的都是俱乐部经理级的人物，而没有具体的球员？能操纵球员的，不仅是俱乐部。

　　制度缺陷

　　足协不作为的背后，隐匿的其实是诸多制度问题。这些问题，仅仅通过郝劲松的一次状告，恐怕很难解决。

　　曾有人建议李承鹏去竞选足协主席，他本人还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但在研究了足协章程后，他发现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虽然章程规定足协主席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但事实上是选一个主席，只有一个候选人，谁都别想争。”

　　就在司法打击赌球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已经数年没有召开的足协会员大会，计划在21日召开。修订足协章程，选举新一届足协主席和领导班子，制定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思路，都是这次大会的重要议程。

　　不过，4天前的12月17日，足协官网贴出公告，因会员对足协章程的修改意见尚未征求完毕，大会暂时延后召开。

　　这个推迟，让人们不禁猜测，早已让球迷失望、又从来不曾真正割舍的中国足球，能否借此次打假迎来一个新的契机，抑或又是一个短暂的激情和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