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中国足协商务工作官员范广鸣被辽宁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这是继广州足协官员杨旭之后，又一位中国足球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被牵扯到“抓赌扫黑”风暴中。

　　虽然尚无现役球员、教练和裁判被警方控制的确切消息，但随着几位“前俱乐部老总”、“前助理教练”的交待以及司法部门对中国足球“赌球”恶瘤的进一步扫荡，中国足球即将遭受一次沉重打击已是必不可免。

　　“不管领导、同事、朋友还是队友，都有可能被牵扯到赌球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里。”一位曾在中国足协任职的知情人说，“目前，中国足坛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人人自危。”

　　“抓赌”力度甚于“扫黑”

　　2001年，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开始调查中国足坛黑哨事件，当时，广州吉利俱乐部和杭州绿城俱乐部相继“揭黑”，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随后公布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并表示该裁判退还了杭州主场“好处费”4万元，而这封匿名信成为2001年年底和2002年年初中国足坛打假史上最勿庸置疑的证据——从那以后，无论什么样的“证据”，都没有让中国足球和司法界产生如此大的共鸣，而直到今年春天，公安部门的强势介入，才让2001年那次足球圈内的“扫黑”又浮现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那次历经半年的扫黑，最终以裁判龚建平因“受贿罪”，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告终。杨明回忆起8年前的那次扫黑采访，第一个反应是“结果令人寒心。”

　　“当时的客观因素和社会大环境，对于扫黑(主要是打击黑哨)并不是很理想。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收集到了一些证据，但是这些证据最后没有派上用场。”杨明说，“一方面原因是2002年中国足球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的最大胜利，整个舆论气氛是喜庆的，而且当时伊朗还向国际足联反映中国足球有黑哨问题，要顶替中国进世界杯，所以没有人再使劲揪着‘黑哨’这件事不放，毕竟中国足球的形象在那时非常重要。”

　　另一个没有让“黑哨”大面积暴露的原因，是中国足协在那个时期的暧昧态度。“好像是揭锅以后又把盖子盖上了，大家都奇怪最后怎么只有一个裁判获刑。”杨明说，“实际上，中国足协当时给一些裁判留了后路，下了个通知说，只要有问题的裁判向中国足协交待清楚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不获罪’了，这个通知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事实上，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能在2002年4月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龚建平，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

　　“当时足球裁判受贿，在法律上如何定义，是一个盲区，足球裁判只归足协管，我们没有针对这方面问题的适用法律。”杨明说，“采访过程中司法界也在讨论‘能不能判裁判’、‘怎么判裁判’的问题，最后是出了一个司法解释才解决了问题。”

　　据法学专家介绍，“司法解释”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案件，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龚建平受贿案”的司法解释把足球裁判归纳为国家公职人员，因此才给出10年刑期的判罚。

　　“无论是当时的法律困境，还是社会足球环境，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障碍了，所以我相信，这次最终的结果也不再会是虎头蛇尾。”杨明说，“首先，‘抓赌’的力度远远大于抓‘黑哨’，这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法律保障，其次，这次是从上到下的一次大动作，虽然难度不小，但不会像上次‘扫黑’时主要是媒体在监督。”

　　踢假球等同“非法赌博”

　　“目前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2001年担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对杨明的说法表示赞同，“社会的舆论背景，是‘抓赌扫黑’能不能持续下去的重要原因，现在国家高层领导人指示要净化足坛环境，这就够了，中国足协也发了声明表示支持。我跟别人说过，就算这次联赛办不下去了，也不能手软，这已经不是足球的问题，是违法乱纪的问题。”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大部分足球圈边缘人士都对这次抓赌风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这些年，中国足球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都越来越难看，我认为这与赌博公司的祸害关系很大。”曾在中体产业相关部门与中国足球多次合作过的王奇说，“如果这次不趁势把这里面涉及赌球的都抓了，中国足球早晚会和马来西亚足球一样黑暗，不管是对赌博集团，还是教练球员，甚至是足协官员，只要有证据，就不能手软。”

　　在王奇看来，赌球所造成的假球危害性，远非通常大家所不耻的“默契球”所能比拟。

　　“九运会足球小组赛时，越秀山体育场有球迷就打出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山东辽宁是一家，二比二平进前八’，这应该是双方算小分力保出线的一种稳妥做法，我觉得在性质上和牵扯到经济利益的‘假球’还有着本质区别，虽然有危害，但是危害程度没那么大，‘默契球’和‘假球’，还是应该有区别的。”王奇说，“据我所知，在中超底下的联赛里，经常有赌博集团一做就做好几场球，都是相互勾着的，很少有人单做一场，这就是假球，是用钱买出来的球。赌博集团是非常厉害的，足球界的人根本控制不了，所以司法介入肯定会大快人心。”

　　王奇甚至用“蒋经国打老虎”来表达对这次公安部门强势介入足球圈并且追查到底的希望。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经济犯罪，夸下“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海口，但打到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公司时，因宋美龄之故而不了了之，“物价管制”也因此失败。

　　“现在的足球圈和那时的情况一样，官商勾结，赌博公司一定是和中国足协中的某些人有关系的。”王奇说，“在中国足球这个圈子里，打苍蝇不起作用，我希望不管多大的官，只要这次发现他触犯法律了，就严惩不怠。”

　　有趣的是，原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也有关于打“苍蝇”的表态：“有苍蝇飞进来，消灭它就是了。”

　　当初因为“证据说”而被球迷诟病的郎效农说，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表达的观点是，赌球集团只有可能操纵个别比赛的结果，对于中超联赛的危害性并不如一些媒体渲染得那么恐怖。

　　“有一些说法是危言耸听，至少中超绝大部分比赛还是可以相信的。”郎效农说，“我绝不是要袒护什么，以前中国足协只是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获取证据，现在司法介入，打假球可以被归结为非法赌博了，那大家可以等着看最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