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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来，中国足协的所为和不为，使其声誉带着中国足球一起，一步步走向了谷底

　　本刊记者/万佳欢 唐磊

　　在2000年4月25日阎世铎出任足协专职副主席之前，足协和其他体育协会没有太大不同，没有成为公众特别攻击的对象。

　　中国足协先后由7人掌管，第一任足协主席黄中在位24年，1979年，由曾担任解放后第一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李凤楼接任。其后分别由功勋卓著的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和直到现在依然在中国足球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年维泗接任。当时无论球队胜败与否，足协和球队都能被球迷尊重看待。

　　1996年，王俊生当选专职副主席。虽然国足和国奥队无缘法国世界杯和悉尼奥运会，使其受到了唯成绩论的国家体育总局的不信任，但他在位期间，球市火爆，球迷们心安地享受着每个周末联赛带来的快乐。

　　新世纪之后，中国足协先后进入阎世铎和谢亚龙时代，屡屡身处足球风暴中心，足协数次出面，对黑幕采取绥靖政策，并用镇压的姿态抹平事态。

　　九年来，在公众对足协不满情绪渐长的过程中，中国足协的声誉带着中国足球一起，一步步走向了谷底。

　　反黑：阎世铎毁约

　　2001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第七年，“假球”已经泛滥成灾。那是足协面临足球市场化发展中第一个严峻的管理考验。

　　2001年甲B最后一轮涉及五个球队的两场比赛后，吉利俱乐部老板李书福和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决定联手反黑打假。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足坛首次扫黑风暴。时任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铎一句“乱世必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对涉假五队进行了重罚。

　　阎世铎来自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正是这位更有“官样”的主席对反黑打假浅尝辄止、“坦白者——杀”的处理方式，直接让足协的形象滑向低谷。也使中国足球联赛滑向对假赌黑失控的深渊。

　　在反黑伊始，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对阎还是相当信任的。宋卫平公开绿城给裁判送钱的秘密时，希望自己“掀桌子”，足协来“扫除垃圾”，但他对足协方面能不能下定这个决心很是怀疑。陈培德当即对宋说，自己与阎世铎比较熟悉，也有一定交情，“阎世铎的工作第一步由我来做，看看他的态度，我要说动他。”

　　第二天，陈培德和宋卫平直飞北京。阎世铎面见二人时，特意做了打扮：头发整齐，一丝不苟；不打领带的衬衫，深灰色的西服便装——这是陈培德90 年代末在杭州送给他的——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

　　阎代表足协明确表示：你们要相信中国足协，首先相信我阎世铎，只要你们把材料交来，我肯定会一一查处。如果你们认为中国足协不可信，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上面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总不能不相信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不好办。

　　他的态度赢得了陈宋二人的信任，2001年12月21日，浙江绿城宋卫平向前来调查的中国足协有关负责人交出了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书，并向新闻界公布。

　　此外，2002年1月6日，阎世铎还专门飞赴杭州，受到浙江体育局的超规格接待，双方相谈甚欢。在回机场的路上，阎世铎对陈培德表示要“大赦”绿城。他特别强调说：“这个事情不用讨论，就这么定了，但对外不要公开。”陈培德非常高兴，当面给宋卫平打电话，转告阎世铎的上述表态。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一场彻底摧毁中国足球黑势力的雷霆风暴即将展开。

　　然而，阎世铎对绿城俱乐部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过，”陈培德在后来回忆说。浙江省两名体育局官员就此还曾专程赴北京与阎世铎沟通，在足协办公室与阎世铎谈完话后，“阎世铎只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口，连说一句吃了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前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就曾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陈培德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袁伟民接受专访时的原话。”

　　当时，中国要筹备北京奥运会，一切不容有失。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主动交出忏悔信的足球裁判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龚建平最后是唯一坦白的足球裁判，也是这场风波中唯一被定罪判刑的足球裁判。揭竿而起的绿城，在所有俱乐部里遭到了最严厉的处罚，罚款80万，多名球员被禁赛。

　　陈培德事后曾致信中国足协讨说法，而中国足协以“功不能抵过”一言蔽之。

　　事件被媒体披露后，足协的公信力迅速遭到公众质疑。社会大众在痛骂假赌黑的同时，也将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矛头对准了阎世铎和他所代表的足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