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球场上,没有集体性的国骂场面。除了延续中国的“传统”之外,在那个“断裂”时代,众多下岗的工人、愁盐米的主妇、赚不到钱的老板、工资只出不进的职员,有着足够多的心理压力,需要释放到球场上。于是,带着京腔的国骂声开始“红遍全国”,甚至威胁试图成为文明赛场的北京奥运会。
两种声音,正在北京的赛场上较劲。
一种是突然爆发的、带着京腔的国骂声;另一种是一支“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的助威声。
“我们要用文明口号盖过国骂。”啦啦队所属的北京球迷协会理事霍星说。
当“监督员”在北京街头拉起绳子提醒市民排队、天安门广场上启动“治理乱吐乱扔”行动时,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表示:国骂“不能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上”,因为“镜头会把北京的形象送到世界几十亿观众面前”。
拒绝国骂行动
世界的镜头还未聚焦北京,警方的镜头已瞄准赛场。
2007年10月4日,中超联赛第26轮,北京国安主场对阵长春亚泰。因此赛事关国安夺冠,丰台体育中心过万张门票2天前售罄。“这是12年来北京最火爆的一场球赛”,警方称,他们派出的安保创下三百多人的纪录。
人数众多的警方将“防止和杜绝球场集体京骂”作为当天的主要任务,每个看台下方都有一名手持摄像机的警察守卫,球迷的京骂、放烟火等行为均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作为处理“滋事人员”的证据。
今年3月,中央文明办推出“拒绝国骂”活动。之后,警方在球场上已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监督球迷,严厉的处罚等待肇事者——7月25日,球迷组织“京骂联盟”被警方解散。在国安队早先的两场比赛中,这个球迷组织几十名成员举着“国安必胜”、“JM(京骂简称)联盟”和“欢迎来到地狱”三面大旗,齐爆国骂。
“我们的骂声能带动整个看台。”组织主要联络人郝某说。他认为:他们通常在裁判有误或客队球员犯规的情况下才会骂,有时国骂还是“一种很好的助威方式”。
这个20岁的无业青年,被以“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之名处以行政拘留7天,警方还限制他一年内不准进入国安主场看球。“这是球迷第一次因在球场上开骂受到处罚。”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王文说。之后的几场比赛,骂声少了。
9月,又有一名网友召集球迷参与赛场国骂,同样受到一年内禁止观赛的处罚。10月1日,处罚这位网友和京骂联盟所依据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废止,同日实施由国务院颁布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表示:原来的办法,只针对公安机关在大型活动的监管工作提出了要求,现在的条例,增加了承办者和政府的监管职能,和对观众的法律制约力。
宣泄·叛逆·狂欢·群体归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中心主任金汕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源自北京下层文化的国骂,现在全国流行,迎合了现代人压力大、寻求宣泄的心理需求。
对此观点举双手赞同的女球迷郭子,供职于一家时尚类媒体。平时绝不说脏话的她,一进球场,就能扯开了嗓子大骂。“赛场外不能做的事,在这里我都做了,特别痛快。”她说。
如果遇到裁判吹黑哨,愤怒的球迷喊过几声“黑哨”后,往往就变成了整齐的国骂。“裁判不厚道,我们当然也不厚道。”中学时代熟读王朔的郭子,认为这种以恶抗恶的痞子式逻辑至少适用球场。
王朔,这个小说产量惊人,但一开口就语惊四方的文坛异类,从不避称自己是流氓、痞子。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提出“王朔主义”,他认为构成王朔主义的三大要素之一为“大杂院出身街痞的油滑贫嘴”。
而另一个文坛异类王小波,辱骂在他的小说中也时常可见。他的辱骂有着接近叛逆的含义,批评家崔卫平用“狂欢”一词来指称。崔卫平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而“狂欢……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打破来自观念的和来自身份、地位、阶级关系的各种等级制度”。
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指出国骂的另一项含义:一对父子守着饭菜互相劝吃,每个人一开口先来句“妈的”,“简直醇化为‘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而对京骂联盟这样的组织,成员年纪都不过20岁上下,尚谈不上“文化传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尔德,和他们正年纪相仿。这个美国现代小说中最出名的叛逆者形象,以满嘴的污言秽语攻击他所痛恨的成年人世界——在那个世界,他的哥哥只爱绿色的美洲豹跑车,老师整天说些无聊话。他立志在麦田边,守护随时可能跌下悬崖的孩子(纯洁心灵)。谩骂,成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武器。
郭子说,当球迷对着主队喊“xx,NB”时,似乎也是相同的意思。“骂得时候,也没觉得这些是脏话,就感觉自己是球迷中的一员,情绪和众人一同起伏。这背后,其实是群体归属感作祟。”
在办公室里,还能找到相似的情景。一家创意企业的职员吴先生,对见到他们就喜欢来两句国骂的老板很有亲切感,“他像个哥们,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当然,吴先生和同事都知道,和公司高层开会时,老板是从来不说粗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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