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该向何处去的思索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下，在痛定思痛必须改变的要求下，中国足球开始出现了新的迹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举国体制再次发挥了它的优势，让提了多年的“足球从娃娃抓起”终于不再成为一句空话。这必将带动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国家两大部委联手，最终由国务院发文，作为督促地方政府的硬性要求，将为体教结合之路进一步铺平道路，进一步保驾护航。

　　市足协的代表是中国足协请去的，说“传经送宝”一点不为过，原因就在于梅斯模式、学校联赛模式早就为圈内所熟识并认同。所谓长远规划对一些城市来说可能是启发，但对成都来说却没什么新意。学校足球联赛，成都早就搞起来了，而且是以教育局、学校为主体。成都市体育局早就与市教育局联手；成都早早地把人才送到国外去培训，王楚们不仅球踢得不错，成绩也非常优异。更关键的是，成都足球早就转变了人才培养思路：踢球也好，读书也罢，这都是孩子们的一个选择而已，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份——学生。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学校联赛，就能让足球真正回到学校，也能全面提高一个城市的足球人口数量。

　　日本足球也依赖他们的一套“举国体制”，那就是教育部门规定全国各中小学必须开展足球课，这被纳入学校的德育课程。结果，日本现在的注册球员人数达到了170万，而中国目前才5万人。日本的经验是，绝不揠苗助长，必须提高球员的整体素质。比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15岁是兴趣培养阶段，15—23岁是提高阶段，23岁以后才是成熟阶段。让孩子们培养兴趣、树立人格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成都足球已经开始尝试。中国足协注册办正在谋求一项合理的职业联赛参赛年龄准入标准，据悉，这一标准对全新的学校足球计划也有着直接影响。

　　不过，这次“育才计划”并没有俱乐部的加入，但作为职业化、市场化的主体，俱乐部与青少年球员培养有直接的对接关系，不应该因为过于强调举国体制而忽视民间资本的力量。在这些方面，成都谢菲联也走在了前面，俱乐部除了大力培养本土后备力量外，还把足球班办进了大连、贵阳和昆明的一些学校，这一模式同样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