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疲惫不堪的中国足坛，陕西宝荣俱乐部主帅成耀东无疑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愤青之一。联赛刚打到一半，这个漂泊异乡的上海男人已经两次冲入场内。头一回的后果是禁赛三场，罚款五千；这一次的代价是一万罚金，全年禁赛。

　　如何在主帅受罚的情况下打完本赛季剩余的比赛，也许是陕西球迷眼下最焦虑的问题。但我感兴趣的是，如果类似的情况继续发生，看台上的成耀东会怎样表达自己的愤怒？当愤怒升华到一定程度，他是否也会像那些闹事的球迷那样，将手中的矿泉水瓶当成武器？

　　成耀东该不该受罚，其实是一个答对也得不到加分的选择题。在一个以和谐为美的社会中，成耀东的行为无异于一个八婆在公交车上撒野，或者一个男子在醉酒后殴妻。所有与和谐背道而驰的东西，都是应该被谴责的。

　　然而，在我们将惩罚的皮鞭狠狠抽向成耀东的同时，是否应该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成耀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入场地？难道只是因为冯小刚的下一部贺岁片名字叫《东东往前冲》？

　　成耀东发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球队在北京遭遇了不公，因此而变得忍无可忍。但事实上，在中国职业足球十几年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支球队，都会从裁判那里或多或少得到一点好处。既然有人得益，就会有人吃亏。问题仅仅在于，得益时这些人从不吭声，吃亏时他们却嚷得很凶。

　　从这个角度讲，成耀东没有理由发飙，因为无论在他的球员生涯，还是教练生涯，好事和坏事想必都经历过不少。至于这些好处从何而来，坏事又如何而起，有过亲身体会的成耀东一定比我们这些旁观者了解得更清楚。说白了，这就是潜规则。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谁都不愿把话说透。

　　潜规则的存在，自然有各家俱乐部的责任，毕竟是他们让裁判从眼屎不干净到手脚不干净。然而倘若没有中国足协这些年的软弱甚至放任，想必中国足球的罢赛丑闻也不会从大连闹到北京，再从北京闹到西安。

　　2005年夏天，我在汉堡的一堵破墙上看到了霍伊泽的名字。这个德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哨，被汉堡的涂鸦者一致公认为是当年最可耻的德国人。而霍伊泽为可耻付出的代价是两年五个月的牢狱之灾。

　　天下乌鸦一般黑。惟一的区别是，它们在某些地方很不滋润，在某些地方却滋润得很。

　　作者： □晚报记者孙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