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的处罚决定并没有如期而至，而国家体育总局的四点处理原则，字里行间，实际上留给了湖北足球一线复活的生机。

　　在对武汉队退赛的定性上，国家体育总局特别提到武汉光谷退出中超是企业行为，并认为光谷的行为，和教练球员、地方体育局及足协没有任何关系。此外，还特别强调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保护球员教练员和当地体育局、足协的权利。

　　在武汉俱乐部正式作出退赛的决定前，曾经召开一个股东大会，作为大股东的光谷公司决意退出，而第二股东省足协投了反对票，第三股东的武汉市足协投了弃权票。在谈到为何会投反对票时，省体育局足管中心主任周慧超说，“我们是希望为湖北足球保留一个火种。”因为势单声弱，省足协的这张反对票，并没能阻止武汉俱乐部作出退赛的决定，但他们却一直都没能放弃保“壳”的努力。

　　保“壳”，即保住武汉队的参赛资格，而要保住参赛资格，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足协将此次退赛，界定为仅仅是作为大股东的光谷公司的退出，而非武汉俱乐部的退出。这样，作为小股东的省足协就有了将球队“托管”的可能。

　　在中国足坛，“托管”并非新鲜事，四川、广州、辽宁等队伍都曾先后因为投资人的退出，而被当地体育局临时“托管”过。

　　2004年发生在辽足身上的“托管”事件就与武汉队身上发生的情形极为相近，当时，作为辽足第一大股东的张曙光和另六家代表一起宣布退出中超。中国足协当时同意辽足由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托管”，其理由是：该学院是俱乐部的股东之一，他们并未同意退出。

　　不过要实现“托管”，仅仅足协在政策上的界定还远远不够。在作出退赛决定前，省足协在投反对票时就提出过一个“托管”的方案，但因为无钱补偿大股东，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

　　此外，到现在为止，作为大股东，武汉光谷对当初的这一“托管”方案，仍然没有半点兴趣，“要想保壳，我们为什么要退赛呢？！”武汉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如是说。

　　要实现“托管”，省足协不仅要转变大股东的想法，并且还要拿出真金白银。当年四川冠城被“托管”时，四川体育局就是在支付给了实德方面650万元才实现“托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