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队主教练的“老虎凳”上“受难”了862天之后，朱广沪终于解脱了。其实，国家队主教练绝对不是什么好职业，天堂与地狱往往就在一线之间，即使曾经上了天堂，瞬间又可能被打入地狱。

　　中国足球屡败屡战，主教练因战败下课者早已是“白骨累累”。不过，与以往舆论万炮齐轰主帅的情形相比，这次国家队溃败亚洲杯，舆论的炮口已经不只瞄准朱广沪一人，而是直指中国足协高层，要向“掌门人”谢亚龙问责。昨天，新华社就罕有地发表言辞激烈的评论《中国足球行政官员应实行问责制》，向中国足协高层叫板。谢亚龙也早有所料，中乌赛后他“大义凛然”地当众吟诵了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然而，无论是谢亚龙，还是朱广沪，他们其实都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足球”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背负的绝对不仅仅是足球。中国足球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一块心病，因此中国足球也无可避免地越来越政治化，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再到谢亚龙，职业足球其实已经演变成了政治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运动有着自身的运动规律，如果违反了这种规律，必然遭受惩罚。

　　其实，中国足球经过几十年血的教训后，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就是在当前的大小环境作用下，中国本土教练并不适合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可惜，对于这一认识，由于政治足球的原因，中国足协一直不能自已，左右摇摆，结果付出惨重代价。当年徐根宝率领的国奥队兵败吉隆坡后，中国足协痛定思痛，毅然聘请施拉普纳，但鉴于“成绩挂帅”，国家队外教化的道路几经反复。戚务生、霍顿、米卢、哈恩、朱广沪，土洋主帅之争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放眼亚洲足坛，经过多年的摸索，几乎所有的亚洲强队都开始坚定走外教道路，上届亚洲杯参赛16队，就有多达11队聘请的是洋帅，最后4强球队的主帅全部都是外教；无巧不成书的是，本届亚洲杯也有11名洋帅。当然，经过多年的得失经验，对于“洋务运动”，无论是亚洲足球还是中国足球，都已经获得了更多经验，聘请成功的外教也需要许多条件和环境的配合。

　　当年就是因为一位领导否决了中国足协继续聘请洋帅的方案，朱广沪才“不幸”地成为了国家队主教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使谢亚龙和朱广沪成为了政治足球的牺牲品，也导致中国足球白白浪费了两年半的宝贵时光，更重要的是，刚刚复苏的中国足球，再次遭受到了“灭顶之灾”。(陈伟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