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会从北京到广州：中国人从盼望到乐享

　　20年前，乘坐最快的火车从北京到广州也需要近两天。现在，旅途耗时已被缩短了一半，如果中途在武汉换乘武广高铁，半天时间即可跨越2000公里，实现京广两地之间的火车旅行。

　　2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却足以让两座城市在突破空间距离的努力中实现新的梦想，而对于从这个时代走过的中国人来说，也因为一个个梦想的实现，感受着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1990和2010两届亚运会的吉祥物正带有这种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北京亚运会熊猫盼盼的“盼”，到广州亚运会“乐羊羊”的“乐”，20年，中国人从盼望亚运到乐享亚运。

　　“所有捐款，一分钱的零头也不能省去。”

　　1990年亚运会前夕的北京，整座城市刚刚完成了自1959年国庆十周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城市设施全面建成，在时任北京亚组委执行主席、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记忆里，“那个时候，国家还不算很富强，人们在办亚运时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精神品质，成为那届亚运会的特征。”

　　北京亚运会作为展示新中国40年成就、改革开放10年成果的载体，成为当时举国上下的一件大事，国家为此投入了20多亿元进行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场馆建设。伍绍祖表示，这样的投资额显然无法与后来的北京奥运会和现在的广州亚运会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对于刚刚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来说仍旧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精打细算，节约每一分钱，替国家分忧，成为北京亚运会组织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伍绍祖回忆说，北京亚组委当时规定，工作人员中，部级以上干部的工作服装自理，其他干部根据级别给予一定的服装补贴，在其他方面，任何人想通过参与亚运获得个人待遇或好处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当时因举办亚运而掀起的爱国主义大热潮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无私奉献精神都被激发出来。

　　北京市民杨小姐当时11岁，正在读小学5年级，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把积攒了一个星期的零用钱用于购买亚运彩票，在她的同学中，有人购买亚运彩票得了1元或5元的小奖，如果奖金没有继续用于购买亚运彩票，将会遭到其他同学的谴责。

　　当时，亚运彩票的最高奖额是1000元，相当于工薪阶层近半年的收入，但在第一期产生的5个头奖中，就有两个头奖被弃领，伍绍祖猜测，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希望为亚运作贡献，弃领头奖的人大概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为支援亚运，在全国群众踊跃购买亚运彩票的同时，一场募捐活动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黑龙江、山西等省的募捐款还带着几分或几毛钱的零头，在汇总到北京亚组委后，有人说要把这些零头略去，被伍绍祖驳回，“这几分钱、几毛钱不正显示出全国人民对亚运的无私支持吗？一分钱的零头也不能省去。”

　　日本代表团在参加北京亚运会时托运了几个集装箱的生活用品

　　一个“盼”字对全国人民高涨的亚运热情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这个字显示了十几亿中国百姓向世界张开臂膀、打开心扉的渴望。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北京亚运会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如果没有这扇窗口，中国被世界误解的时间可能还会延续很多年。

　　因为事先对中国缺乏了解，日本代表团在参加北京亚运会时托运了几个集装箱的物品，事后被证明，代表团所需要的一切，中国都能提供；北京亚运会，是中华台北代表团首次参加在大陆举行的大型运动会，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同胞以为大陆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所见所闻却令他们大吃一惊。

　　但由于经济条件尚不算宽裕和缺少世界大赛的主办经验，办好北京亚运会对于当时的中国的来说也充满了挑战。

　　伍绍祖给记者看了收录在他文集中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记录着北京亚运会筹备中引起管理者特别注意的几件事，比如建设服务于33个比赛馆和46个训练馆的电子系统，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工程；制订协调所有部门工作的计划网络图，这在中国也是第一回；在十几天时间里接待一万余名参赛者和十几万旅游者，北京的宾馆住宿、医疗、安全、赛事门票等部门能否应对也是一个疑问；让管理者担忧的还有社会文明和秩序问题，“如果老百姓都追着外宾换外汇，岂不大大影响文明、守纪、热情、友好的东道主形象？”

　　在北京亚运会的筹办中，尽管考虑到通过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可以促进城市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积极因素，但对举办这样的大赛在展示国家形象之外的作用，并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伍绍祖是在与当时南朝鲜(后称韩国)的一位体育官员交流后才开始发觉主办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国可能具有的多重效益：爱国精神、经济发展、国家名声、社会进步等。当时，多个国家正在积极申办1998年亚运会，这也给了中国相关部门和领导很大的启发，举办大型赛事对一个国家是具有综合效益的，不仅可以对外展示形象，对内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有力推进器。

　　“当时没有任何补助或奖励，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非常高。”

　　在赵淑琴的记忆里，她在20年前担任北京亚运会一名医疗工作人员的经历，是自己此生最荣耀、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几年前退休的她，早已看淡了人生和世事，但每当中国主办大赛，20年前的那种激动仍旧会在她心底回荡。

　　“当时全单位50多个人，只选出了11人参加亚运会。”赵淑琴回忆说，“被选上的人，既是因为各方面素质和条件比较好，更代表着单位对你的信任和给予你的荣誉。”

　　赵淑琴的工作是北京亚运会拳击比赛医疗救护，从亚运会前半年就开始接受培训，包括各种急救手段和跌打损伤的紧急处理，以及亚运知识和礼仪学习等。

　　“当时没有任何补助或奖励，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都非常高。”赵淑琴回忆说，“当然，每个人也很紧张，因为国内从来没有举办过这样的大赛，所有的工作该怎样准备也没有经验可借鉴，大家都是按照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来做准备，在我们的医疗组里，甚至专门安排了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

　　不过，真正比赛的过程却远比想象的简单，“运动员在比赛中出现小伤小碰肯定免不了，但并没有出现特别危急的情况。到比赛结束，所有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不仅是工作完成了，更觉得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自己为亚运也尽了一份力。”

　　当年在北京亚运会担任志愿者的本报体育部主任曹竞，也是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参与到亚运服务中，那也是“志愿者”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不过，像曹竞一样，很多学生在意的倒不是志愿者本身，而是为亚运服务的荣誉，“那个时候能够从学校选拔成为亚运志愿者的学生，都像是学校里的明星一样，是那些没有入选的学生的仰慕对象。组委会为志愿者发的服装、鞋等装备，则成了校园里最抢眼的一道风景，成为每个学生最梦寐以求的物品。”

　　20年后的广州亚运会，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世界大型运动会的锤炼，为亚运工作的荣誉感已大大减退。

　　即将在广州亚运网球比赛担任志愿者的陈婉琪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学校里高人一等，“在我们学校，广州亚运志愿者的报名录取率大约是30%，自己能够成功入选当然感到高兴，但并不值得炫耀，我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有参加志愿服务的经历，除了亚运会之外还有其他领域，志愿服务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只是服务对象不同而已。”

　　自北京亚运以后，大型体育赛事的开闭幕式表演已逐渐由文艺机构主导

　　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留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气势宏伟的团体操表演，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总监路建康，曾是20年前北京亚运会演出处的处长，据他回忆，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在当时创造了一些奇迹，比如背景是翻板，表演人员达1万多人。路建康表示：“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经费不是很多，但限于当时的灯光条件，表演无法在晚间进行，只能放在下午，不过，表演振奋人心，统一大家的意志，对改变当时中国人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北京亚运以后，大型体育赛事的开闭幕式表演已逐渐由文艺机构主导，具有鲜明传统体育特色的“方方正正”团体操，也越来越少见了。

　　如今，身处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中心场地——海心沙岛，路建康感叹，国家综合国力这么大的提升，高科技水平的运筹帷幄确实让世界惊叹。广州亚运会在开幕式上将突出大创意、大手笔、大制作、大景观等特点。

　　20年过去了，中国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创意，已经与与国际接轨。路建康透露，此前他们就带着创意团队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看各种“秀”，如28米长的海盗船只有几个支撑就能晃起来。开闭幕式的不少环节，都尝试与国际团队合作。

　　20年时间，观众的审美观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科技的进步、国力的提升也促使广州亚运会的开闭幕式将以更多的艺术手段表达更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表演。

　　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陈维亚表示，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文化定位是立足中华文化、融合亚洲文化、彰显岭南文化，“形式上是场地的变化，实质则是内涵的变化。”陈维亚表示，开幕式第一次在体育场馆外举行，这个改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体育从体育场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从体育圈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从体育行业走向更广阔的老百姓的体现。”

　　从追求金牌第一到实现城市新生

　　北京亚运会创造了亚运会历史上的几个纪录，比如参赛人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设置比赛项目最多等，20年后，这些曾经的纪录已经陆续被打破，但还有一个迟迟没有被改写，那就是中国代表团创造的单届亚运会取得183枚金牌的纪录。

　　伍绍祖回忆说，中国代表团必须取得金牌榜和总分第一，这是中国作为北京亚运会东道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20年后，中国代表团继续在广州亚运会上夺取金牌榜第一依旧没有悬念，不过，在东道主最看重的亚运成果里，金牌数量已不那么重要，而这也正是广大百姓的需求转变。

　　广州为举办亚运而设立的目标中，“让亚运成果惠及广大市民”、“以亚运为契机提高市民幸福感”、“使亚运会成为实施全民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载体”等，无不体现出广州希望借举办亚运推动城市进步、让百姓分享亚运成果的期望。

　　广州为举办亚运而进行的城市改造、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和比重远远超过了北京亚运会。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经验，从2007年起，广州市结合“十一五”规划、城市建设管理“2010年一大变”和创建国家文明城市、花园城市等工作目标和要求，编制出炉了《广州2010亚运城市行动计划》，并于2008年12月起全城动员，进入全面组织实施阶段。《广州2010亚运城市行动计划》分为城市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亚运服务与城市保障、亚运文化与城市人文、亚运遗产与城市发展4个部分共76个专项计划、739个具体项目，每个具体项目都明确了目标任务、分管市领导、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以亚运为坐标，广州市勾画出一个“新广州”的美丽蓝图：构筑“一主三副”的城市空间结构计划。“一主”即中心主城区，“三副”指在中心主城区南、东、北各发展一个副城区，即南沙、萝岗-新塘以及花都副城区。广州传统的“云山珠水”的格局将被“山、水、城、田、海”兼具的新格局所取代，形成沿珠江系发展的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结构。

　　正如广州市副市长、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许瑞生所说，目前广州城市建设的最大动力源自亚运，一切改变来自亚运，而最终、最大的受益者是广州市民，而且益及子孙后代。科学的城市布局、便利快捷的交通、清洁美化的城市环境，都会使亚运时代和后亚运时代的广州市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本报记者 慈鑫 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