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谢亚龙倒下，足球起得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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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去年秋天的足坛“反腐”，已经让众多足球官员相继落马。南勇、谢亚龙的“进去”，让很多人开始期待，也许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将要到来？

　　本刊记者/易小荷

　　45岁的谢亚龙曾担任过中国足协副主席、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在和他共事过的人眼中，谢为人低调、朴素，至少在9月3日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之前，他们是这样看的。

　　谢亚龙的“口碑”

　　曾任《体育画报》记者的李志刚记得，2008年他赶赴陕西安康，在这个谢亚龙曾经挂职两年(2002年至2004年)市委副书记的地方，发现谢亚龙颇有口碑。

　　安康市宁陕县汤坪镇汤坪村村长邵勇波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张名片，普通的纸张印着普通的字体——“谢亚龙 安康市委副书记”，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官。

　　邵勇波对谢亚龙最大的感受是他为人朴实，知道山里老百姓吃了什么苦，“我感觉，他好像也是苦孩子长大的，知道老百姓的冷暖，这点我对他很钦佩。乡下的老人，看起来很脏，他也能亲近”。

　　当年谢亚龙在安康时的秘书李润林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谢亚龙对吃住要求很简单，一碗面、一张铺就行了，但他对工作要求非常高。

　　年底下乡看望贫困户，如果公家的经费给完了，他就自掏腰包，一次几百元，他还在安康城区帮扶了一个特困家庭，每个周末都去看看，买衣物，还帮那家人的孩子解决了户口问题。到现在，那家人还感谢他……

　　中体产业一位工作人员如此形容谢亚龙，“特别意外，像他这样的人真不该出这种事，一般开新闻发布会，每个领导给500块钱的红包，他回去以后往桌子上一扔。他是个特别小心谨慎的人，而且没什么朋友，就像是铁板一块，比较难拉下水那种”。

　　《体坛周报》足球记者张卫经历了整个“谢亚龙时代”，他清楚地记得谢亚龙是在2005年正月初七上任的(任中国足协副主席)。

　　“用一个词形容谢亚龙其人很难，他其实不像外面有些人说得那样‘藏得很深’，他是一个很真实率性的人，喜欢就表达，讨厌也表达。”张卫曾经去《足球之夜》录节目，说起2007年年度总结，“三个嘉宾，我打了个中，孟宏涛打了个良，李承鹏打了个差，就因为这个，第二天谢亚龙就封杀央视，要求国奥不再接受任何央视采访”。

　　“从这点看来，作为政客，如果是韬光养晦那种人，不至于非要和央视结梁子，不像南勇……后来谢亚龙去了中体产业，我从工作人员了解到，他还是这样的性格。”

　　但体育评论员李承鹏不这样认为，“我们(《足球》)的记者也采访过谢亚龙，他是一个沉默的人，而且当时，我并不认为他会直接收钱，现在把谢亚龙的辞职信(曝光)，很聪明的做法，打造出他是很无奈的(样子)，爱福克斯的那件事，他明显就是摆了南勇一道。南勇告诉过我们记者，谢亚龙整个方案是同意的，只是签字的时候人不见了，城府很深……”

　　自从9月初被警方带去协助调查之后，谢亚龙和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国家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一起被立案侦查，外界揣测，派官哨操纵比赛、操纵国字号球队比赛、收受国字号球员贿赂全都会是被调查的罪状。

　　但外界也认为，不管是南勇还是谢亚龙，其实都栽在“爱福克斯冠名案”上。2006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爱福克斯约定的6000万冠名费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只在两年后汇入600万。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告上法庭，官司开打之后，由于爱福克斯与中超相关的公司均为临时注册的皮包公司，并已宣布破产，5400万元的中超冠名费就这样没了。2010年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正式免去南勇、杨一民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及副主任职务，轰动全国的爱福克斯事件正式曝光。

　　李承鹏在博客上说他了解到的实情是，因为“谢亚龙与南勇的官场博弈导致爱福克斯6000万流产”。

　　“错误的体制造就错误的人”

　　从今年3月1日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逮捕，到9月12日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国家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等人被专案组依法立案侦查，前后半年间，几位足球高管都“进去”了，他们的罪名或许也是相同。

　　《体坛周报》在9月22日刊登了谢亚龙两年前的辞职信，这封洋洋洒洒超过6000字的辞职信是谢亚龙写给总局有关方面的。

　　在信中谢亚龙直言不讳地揭了中国足球的“黑幕”。“一般人认为，足球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体制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谢亚龙明确写道，“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管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我们对付这个问题更是软弱无力，而实际上这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

　　谢亚龙的出事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包括在足球圈淫浸多年的张卫，“南勇到去年年末出事之前，在足协任职12年，在这样一个体系，缺少监管，管理者出事并不意外。谢亚龙才真的很意外，两个人绝不是一类人，无论是性格、从政之路、履历都截然不同，虽然最后都在同一职位”。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这是职业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国足球界称之为红山口会议。会议确定了以足协实体化和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中心的足球改革构想，开始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进程。

　　1997年南勇任职时，中国足球刚刚经历了四五年的改革，一片繁荣景象，成为吸金机器。“当时总局就想把这个吸金产业收回，属于典型的‘摘桃子’，所以委派了总局的人来，这就是35岁的南勇来到足协的前因后果”，张卫说，“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都觉得南勇出事不算意外”。

　　李承鹏则总结：“错误的制度造就了错误的人。”从1996年开始批判裁判，慢慢地摸清了圈内的规律，看明白了那些幕后故事，他才恍然大悟，“才发现裁判黑是因为体制黑”。

　　其实早从1998下半年开始，体育界内外有人对中国足球协会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国际足联对各成员国足协要求，不允许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他们还因此对伊拉克足协进行处罚。在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属于官方组织，而“中国足球协会”应该是民间组织，谢亚龙既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又是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

　　更奇怪的特例是谢亚龙担任董事长的中体产业，国家体育总局是国家行政机关，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但中体产业却是总局催生的一个部门，而且由正局级的谢亚龙担任董事长，在相对管理严格的机关里，中体产业成了一个资金流动活络的地方。

　　中体产业作为一家公司化运作的股份制公司，每年的盈利中都会按照相应的股份分配给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和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四家单位，但是在经营中显然也带有很多行政色彩，这其中也难免涉及总局领导的行政干预。

　　此外，总注册资金为200万元的中超公司，它的工作任务是决策和领导16个注册资金都为5000万元的足球俱乐部。但在中超公司成立以及和足协下属企业福特宝公司接手中国之队的运营后，通过签“阴阳合同”的方式大约分别赚到约2340万以及4800万元。

　　“足球的贪污腐败比黑金的规模不知道大多少倍，一年能有上百个亿，很多外界的人以为体育就是一帮大老爷们儿在跑，它其实是一个政治艺术的综合产物。”李承鹏说。

　　足球的分水岭？

　　位于北京天坛东门的体育馆路上，一幢略有些神秘的西式洋房被掩盖在绿荫之中。这里是福特宝公司的所在地。正是在这里，福特宝见证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沉浮。而深藏幕后的诸多神秘交易，正随着对足协前官员的查处而渐次清晰。

　　7月底，体育总局负责竞赛及足球的副局长崔大林退休；8月中，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被带到沈阳协查达2周之久；9月初，中体产业谢亚龙等三人被立案侦查。无论是中体产业还是福特宝都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他们明确规定，任何员工都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或者与媒体接触。

　　实际上，始于去年秋天，因王珀、尤可为和许宏涛等人落网而爆发的反黑第一波，到最近的金哨陆俊等锒铛入狱，反黑一年以来，先后被刑拘的足球从业人员已有数十人之众，外界一致认为，南勇、谢亚龙的“进去”而产生的冲击波才算得上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明说：“像以前黑哨裁判龚建平，是因为民愤难平才有司法介入。作为一个公民的合理怀疑，肯定是有官员，甚至超过足协和中心的高级官员的庇护，见诸报端的足球的黑暗面太多了，有的对簿公堂之后证明是真实的，却没有刑事处罚，顶多只是内部行政处分，让公众看不到他们的处理决心，让老百姓始终有怀疑。”

　　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出现的渝沈案，当时就被报道为“假球”。比赛进行中观看了电视转播的前任中国足协主席王俊生的第一反应也是“假球”，继而组织了调查组，对当时的重庆寰岛和沈阳海狮两家俱乐部进行调查。由于中国足协作为民间组织的权限，渝沈案中的不少线索根本无法查证，尤其是两家俱乐部一些敏感资金的流向问题。这最终导致调查雷声大雨点小，两家俱乐部分别被罚款20万和40万了事。

　　“渝沈案”也是没有司法介入，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调查和处理结果距离媒体和民众的期望值太遥远。

　　2001年出现了甲B“五鼠丑闻”，竟然最后就只抓出了主动退钱的黑哨龚建平；2006年就被媒体频繁关注的爱福克斯冠名中超有名无实问题，则一直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的任何相关处理，直到去年王鑫因为新加坡联赛操控比赛被国际通缉才案发。

　　2001年的甲B“五鼠丑闻”的调查和处理，当时出现过各种揭发材料，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处理。最后演变成一场轰动的闹剧，当事人之一的张健强最终还是在中国足协继续任职，直到今年2月份落网。

　　司法介入，在足球界向来雷声大雨点小。

　　专家认为中国足球的裁判监管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特别是在与司法部门的合作、监督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完全可以借鉴NBA，他们非常职业，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系统。

　　在NBA执法的全都是职业裁判，如果赌球裁判将面临失业。NBA联盟会安排专员轮岗监督每支球队的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或当地警察局工作过。而这些专员的工作，则由联盟进行评估、考核和监督。黑哨多纳吉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联邦检察院都对NBA做出了全面调查，裁判资产接受审查，银行账户每年一检。

　　以李承鹏的建议，首先职业足球不能成为行政单位，“会把领导累死，已经累死了很多领导，他们都想冲出去，但都被抓进去了”；足协应该和足管中心分开来，国际足联如果要较真，我们就会被全球禁赛；第三个力量应该是成立职业大联盟，由司法介入监管，日常管理办法是《公司法》和《职业体育法》，而不是人事任命，因为俱乐部越管他们越不老实。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要分权分利，足协主管代表政府，足管中心代表组织，职业联盟代表商业运作。

　　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监察局负责人26日就中国体坛和足坛反腐问题对记者发表了谈话，从六个方面介绍了国家体育总局在打击腐败问题上的认识、决心和措施。胡明觉得这次的司法介入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对中国足球以后的发展有极大的促动，“就像是一个大毒瘤，挖的时候一定会痛，但挖出来以后才会有康复的机会”。他也建议中国的体育产业应该进行常态监督，“不要像打个仗就行了，发生了才关注一下，其实我们的立法已经把体育的一些行为纳入到当中，主要执法过程中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也有可能有利益团队施加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今年3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将来的目标是让体育产业成为像美国一样，占到GDP产值百分之十，张卫说“可能目前对于这个目标来说唯一困扰的就是中国体育资源的垄断，其实就是体育总局的垄断、各个管理中心的垄断，这样的话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各个行业都会有问题，如果能通过足球让体育有所变化，那才能有真正的历史感”。

　　李承鹏在他的新书《中国足球内幕》当中专门有一章描述“我所知道的南勇”，这本2010年2月出版的书在封面上说“还将有多少大鱼浮出水面”，这句话成了一个谶语。

　　9月25日，蔡振华亲口承认他即将主管中国足协，李承鹏说他并不看好这样的“换人”，“负责开刀的医生走了以后，负责康复的医生没来，蔡振华来搞足球，不一定有我搞得好，他不懂足球，不懂政治，一个好好的乒乓球干部，有可能变成一个坏的足球干部，这样的换人起不到本质的作用”。

　　如今的张卫、李承鹏都已经渐渐脱离了足球圈的前线，中国足球最辉煌时的八千记者很多都改了行，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像李承鹏这样“被足球伤了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