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的焦虑，中国运动员普遍的困境

　　在纽约“友好运动会”上受伤12年后，桑兰对美国组委会的一纸迟到的起诉书，将她重新推入公众视野。桑兰决定作一场胜机渺茫的诉讼，出于两大原因。

　　一方面，她要追讨公道。当年事发时，中国代表团在最需要搜集和保留现场人证物证的当口，只顾招呼桑兰保持“情绪稳定”，情况尚未明了，次日就配合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比赛存在干扰及环境不安全的因素。其时桑兰重伤且年幼，缺乏自决权，但12年后，在北大学习，获得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并从“保姆门”中汲取了维权方式失当的教训之后，桑兰的公民意识和维权智慧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另一方面，她急欲寻求的是更多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桑兰在美国受伤之后获得1000万美元赔偿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这笔赔付存在诸多限制，一来并非一次性支取，并且仅限于购买医疗用品；二来由于在中国境内不生效，桑兰还不得不频繁前往美国复查和更换轮椅；三来每年都需要自费购买一定数量药品才可维持保险的存续。换言之，这笔理赔金固然足以保证她的医疗费用，但无法保障她日常生活的质量。

　　桑兰的焦虑反映出的，是中国运动员普遍面临的两大困境：即商业化体育保险的制度缺陷，和举国体制现阶段缺失对退役运动员的保障体系，尤其是，两种体制之间的断裂给运动员带来巨大风险。

　　中国体育保险专业性缺失的根源

　　桑兰受伤事件一度被外界视为完善中国运动员保险制度的标志性拐点。在她受伤并获得美国方面高昂的医疗保障金额度后不久，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各运动队必须给运动员购买意外保险的文件。随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投保。

　　12年过去，保险制度和执行手段的具体完善，并未随着保障意识的巨大提升而有寸进。2007年，浙江队小师妹王燕复制了桑兰的伤情，处境比之桑兰却有着天渊之别，赔偿金加在一块没超过50万元，这个金额很难对她未来数十年的生活起到实质性的保障。

　　因为体育商业险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体育界更多转向了行业互助保险——残酷的是，这是一份运动员退役之后就会自动失效的福利。

　　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差异，源自中国与国际体育保险专业性上的悬殊。国际体育界早已针对运动员开辟了专业而多样化的险种。2002年世界杯，贝克汉姆就为自己的右腿投保1.5亿美元。马拉多纳、罗纳尔多也都曾经为自己的腿投保。国内保险公司在体育保险费率上却缺乏基本数据，以至于条款设计大而化之，没有针对伤病和运动创伤的具体细则。刘翔2007年的那份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平安亿元保单，无法为刘翔的双脚按海外保险公司1350万美元的估值投保，按中国平安的保单他只有在意外去世或达到残疾标准时才能获得赔付。

　　造成中国体育保险专业性缺失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保险业固然难辞其咎，但他们也有苦衷：开辟新的险种所需要的两大外部条件——相关经验信息和相应市场，中国的商业保险业其实都不具备。在举国体制影响下，中国体育保险在目前阶段的专业化，非不为，实不能。

　　勿让“冠军搓澡”的悲剧频繁上演

　　对于中国运动员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年代，更可能是最“坏”的年代。北京奥运会后，举国体制的大手开始逐渐放开，市场化和职业化的介入让他们可望在职业体育领域找寻更多的淘金机会。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运动员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体制的庇护。“老无所依”的焦虑注定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纠缠着中国运动员。如果像桑兰这样拥有公众人物身份、永久事业编制、千万美元赔付、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体面工作的退役运动员，都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安全感的话，那么更多藉藉无名的运动员，情形是可想而知了。

　　体制之手逐渐淡出，市场和相关保障却很难以健全的方式及时接替，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将要站上这块中国体坛危险的“断裂带”。如果市场和体制的交接不能及时完成，体制庇护与商业保险制度的交替留下过多灰色地带，那么门卫才力和搓澡工邹春兰这些冠军的悲剧，也许将会更频繁地上演。

　　在这个运动员最不“保险”的年代，该是保险业给把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