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黑金调查：裁判贿金上千万 4万元仅保公平

　　北京崇文门东侧，一幢西式洋房门牌斑驳。这里是福特宝公司所在地。正是在这里，福特宝见证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沉浮。而深藏幕后的诸多神秘交易，正随着对足协前官员的查处而渐次清晰。

　　记者从多个消息源获悉，警方对案件的侦查，一度锁定在中国足协下属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以下称“福特宝公司”)。专案组调取的公司相关账目，成为一窥中国足球市场化权力格局的隙缝。

　　牵连谢亚龙的人

　　谢亚龙曾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体育科研所副所长。

　　在谢亚龙2005年接任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时，外界普遍议论其曾是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秘书的身份。谢在任上备受争议。直到2008年奥运会后，他前往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次年3月转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

　　谢亚龙受调查的9月初，即传出与福特宝公司账目有关，但不少人却意外地在北京看到邵文忠。

　　16年前，这位正处级官员，受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指派担任福特宝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邵一直任职至今。在中国式的足球圈，邵的协调能力为人称道。福特宝公司注册成立于1994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中国足协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筹备组建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

　　至2009年改制，福特宝公司一直为老式全民所有制国企，“与足协关系几乎分不开，独立决策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财务上，公司与足协间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上述在公司任职人士称。

　　今年8月初，邵被传在沈阳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工作。福特宝之于整个中国足球弊案证据链，一直被视为关键一环。

　　近几日，邵的证言被体育媒体认为是导致谢亚龙等人被立案调查的关键。记者9月14日向中国足协和福特宝公司确认，邵本人已回到公司尽职正常工作。“以他和足协领导的关系，(邵回来)我们都感到吃惊。”一位与邵相熟的足球商务企业负责人称。

　　中国男子足球队在9月之后两月有近10场热身比赛，承担这些赛事商务工作的福特宝公司，需要邵统揽决策。“他每天都在忙于比赛安排。”福特宝公司办公室职员告诉记者。

　　接近此案的人士称，自3月1日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中超公司前任总经理吕峰等被批捕后，陆俊、黄俊杰等四名裁判在几日后即传出被警方带走，此后中国足协官员确认了上述消息。“这些人把谢亚龙牵扯了进去。”在这之前，同南勇、杨一民一道接受调查的张健强，曾在1990年代中后期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而此番随谢亚龙被专案组控制者，则包括在1990年代初期裁判委员会掌控实权的秘书长蔚少辉，以及张健强的后任李冬生，李还长期担任主管裁判工作的足协技术部主任。

　　“裁判黑金”悬疑

　　由此，问题裁判线索逐渐清晰。这背后的金钱系统，似与福特宝公司颇多关联。

　　“陆俊等人被查出的贿款，其实并不是商业贿赂、操控比赛所吸资金的全部。”上述接近此案人士称。这种说法在业内已多有印证——— 李承鹏、淦耀等足球记者、资深裁判研究者均明确表示，中国足协在裁判接待费、裁判场次安排等领域存在“黑金”和内部操控问题。新任足协副主席韦迪上任后数月，迅速在今年联赛中改革裁判安排制度，以抽签方式确认比赛场次裁判。“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但显然韦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淦耀说。

　　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在足协下属联赛、其他重大比赛的裁判指派工作中，存有重要话语权。广州体育研究所裁判学研究者淦耀回忆，“裁判最早是为了多吹比赛，传出裁委会负责人‘进贡’。这之后演变成潜规则。”

　　“裁判管理部门是足协最核心的权力，也能直接反映足协的公正性。”按照国际足联章程对裁判工作的定性，裁判实际是代表赛事主办者直接、具体管理仲裁比赛的人。

　　杨一民、张健强与陆俊为北京体育大学校友，张与陆的密切关系为人熟知。“陆俊、黄俊杰、周伟新这些人能成为国际比赛裁判，都需要裁委会安排举荐。”淦耀说。

　　随着裁判问题链条深入，近20年足球市场化进程中，职业联赛制度性问题进一步暴露。

　　根据李冬生2007年的公开谈话，在中国足球联赛中，裁判在比赛地的接待工作，“还是由赛区来接待。”而“赛区”的主要构成方，多是中国足协在比赛地的会员足协，其与俱乐部往往利益一致。尽管业内一直呼吁由中超公司或第三方支付裁判接待费，但却一直难以成型。

　　由于存在这种招待的便利，俱乐部向裁判或他们在足协的支持者提供“好处”，已经成为职业联赛中惯例。“一般想要公平需要单场付出约4万元，如果希望获得好处，则数十万不等。”数位长期在足球联赛中工作的人士透露。

　　圈内人士都盛传，陆俊为什么连续多年获金哨殊荣，他是主队和客队通吃，其要价是主队20万，客队也是20万，这样他在场上的判罚绝对一碗水端平，显得非常公正。

　　据媒体报道，陆俊、黄俊杰等裁判被调查，是因其未将贿金全数转交足协，因而为警方查获。但在这种看似正常的程序后，黑金已埋藏在足协各级掌权者的欲望中。“钱并不是裁判个人拿到，而多是通过正常的上缴程序，交纳给中国足协和裁判委员会。”上述接近此案人士透露，“谢亚龙虽并不能完全掌控裁判委员会，却很可能参与从中获利。”

　　余下的问题是，这些钱如何最终再次输送回利益相关者？足协可以绝对控制的福特宝公司，则被外界怀疑是运作巨款的实体。

　　尽管目前专案组已并案查处的具体数额不详，但众多人士指称，“每年各级联赛中涉及的裁判贿金可能已经达到上千万元”。在今年2月吕峰前往沈阳后，坊间多次传出沈阳专案组前往中超公司调查账目，并由此发现一些商务开发中的合同问题。而作为中国足协掌控的另一商业运营主体，福特宝也迅速进入调查视线。此前参与协查者中，吕峰及其在中超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瞿郁明，都曾在福特宝核心经营部门任职领导，对福特宝内部情形较为熟悉。

　　福特宝盈利之谜

　　福特宝公司办公室负责人9月14日对记者称，“邵文忠只是尽了公民配合义务，外界很多关于福特宝公司的传言不实。”但他并未否认专案组曾彻查福特宝公司账目。除裁判黑金外，近日体育媒体还曾释放福特宝承担的中国之队业务与谢亚龙、南勇等人支配小金库有关的消息。福特宝的真实盈利情况，因其浓重的官办色彩，恰恰是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的隐秘所在。

　　福特宝以官办企业身份，在改革中获益。1996年至2002年，福特宝公司年营业额从四五百万增长到一千余万。

　　中超联赛开始后，在游戏规则未明之际，足协钦定福特宝公司负责经营开发。获得中超经营权后，福特宝公司营业额剧增，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5年，年营业额分别约为3420万、6120万、6453万。此间，福特宝与俱乐部争利现象严重，引起俱乐部投资人不满。譬如，中超招商中，福特宝曾公布了19种“统一招商产品”，涉及服装、啤酒、汽车、家电、移动电话等19种商品。各家俱乐部则因此不得在冠名、胸前、背后服广告中洽谈这些商品的赞助商。

　　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注册成立至今，福特宝的净利润水平始终在十余万的量级。这家公司并没有大额对外投资，最多时不过100多人的团队。“福特宝的经营成本主要是一些广告媒介购买，以及日常运营费用，如果公司净利润那么低，很可能是将足协的收益以授权费方式纳入了成本。”一位福特宝公司前任管理人员称。 (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