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文章：专访“CBA之父”李元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如何在体制之内玩转篮球

　　他是在中国现行体育制度之下，对市场化的探索走得最远也是最好的一个。

　　他称自己为“为未来中国篮球发展打基础做准备的人”。在中国为官很难成为个人英雄，李元伟的成功之处固然得益于平台之利和篮球的世界大环境，他的经验乃至失败反思，对所有体育项目的前进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本刊记者/唐磊

　　几天前，姚明的一句“将要考虑退出篮球生涯”的话引燃各方极大的关注，这位中国篮球的标志性人物事后澄清说那是媒体的断章取义，他只是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下赛季不能彻底恢复的话”。而与这样未雨风满楼的骚动相反，更早些时候，一位彻底改变了中国职业篮球轨迹的长者，著书《李元伟篮坛风云路》出版，并未引起足够的注目。

　　一年半前，中国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在任职5年后，因届龄悄然而退,留下对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宝贵的探索经验，以及难掩的不甘与未了之志。时隔18个月，这位前中心主任捧出37万字自传体的为官总结，也是迄今中国的体育官员中对自己职业生涯剖析得最为透彻和坦诚的一个。

　　和在任时积极配合媒体不同，这一次，李元伟推掉了几乎所有访问，他希望有兴趣的人从书里读懂他对中国篮球的付出。

　　出于信任和认同，李元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将近七个小时的采访，他说希望借此把事情都聊透了，以后就不再对篮球品头论足了。

　　低迷之下上任

　　2003～2008年间，CBA从无到有，并日渐壮大成长，那是中国篮球真正职业化的开始。

　　中国男子篮球联赛从1995年开始职业化改革，和足球联赛并为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先驱。但在体育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下，两个职业联赛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市场开发深度不够，运作不规范；俱乐部追求短期利益，忽略球队长期建设；为迎合国家队备战，联赛时常无法正常进行等等。

　　2002年中国男足取得韩日世界杯参赛权，全国各界都为这一突破欢呼，所有问题也被暂时掩盖下来。

　　而中国男篮一输再输。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被韩国逆转，丢掉金牌，世锦赛也只取得第十二名。随着王治郅、姚明赴美打球，联赛的精彩度下降，联赛和俱乐部的职业化改革停滞不前。“王治郅不归事件”更让篮管中心焦头烂额。

　　在亚运会总结大会上，时任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公开批评篮管中心的工作。

　　体育总局想到了曾从总局调到体科所任职的李元伟。在体科所的三年间，李元伟已把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机构做成了国家重点科研单位，每年所获的科研经费从700万元增加到2100万元。另外，李元伟是篮球专业出身，1997年开始参与组建篮管中心，担任篮管中心副主任一职直到2000年5月，熟悉情况。

　　“我很清楚干五年就将退休。而且做事情也就头三年，后两年要准备奥运会。所以为什么我把时间抓这么紧，定下的目标是：一年迅速打开局面。”上任时已经55岁的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希望我领导的篮管中心的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四平八稳，波澜不惊’，能走另一条路。”

　　李元伟清楚，国家体育总局让他回篮管中心的目的是带领中国男女篮国家队在2004年、2008年两届奥运会取得好成绩，同时还要改变联赛逐渐被观众摒弃的局面。

　　但联赛改革的前提是，不能触动举国体制下国家队备战，更不能跨进某些禁区，即使突破意味着真正意义的体育职业化。

　　到处都是限制，李元伟和他领导的团队，还是决心打造出一个全新的CBA联赛。而他认为这些是在多年前就应该做完的。

　　为市场放下身段

　　花500万元做赛事宣传推广，新赛季全部费用预算接近3400万元。李元伟为难地问严晓明：“这些钱必须要花吗？”严回答说：“不花也过得去，但花了这些钱，才能有更多钱进来。” 这是2004年10月，新赛季落实的赞助费不足2400万元，根据当时的财务数据，联赛已经连续两个赛季亏损，金额达1500万元。

　　严晓明是中国篮协全资子公司——中篮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前任在2004年，就被李元伟解聘。

　　2003年6月，李元伟出任篮管中心主任时，每个赛季的运营经费只能靠出售联赛冠名维持，国际知名品牌几乎都退出了联赛赞助商行列，场边广告牌上甚至出现过脚气水广告。

　　严晓明不是篮管中心的人，此前他在辽宁俱乐部做了8年总经理，被李元伟委以此职当时在内部是轰动事件。中篮公司一直是篮管中心自产自销的单位，让外人把持总经理一职令人难以想象。李元伟看中的是严晓明对俱乐部和联赛了如指掌，他希望借助“外脑”，弥补篮管中心工作人员在某些专业领域的不足。

　　包括严晓明在内的“外脑”们建议开一个大型招商会，为联赛吆喝拉赞助——把自己打扮好，请买家来看——这在当时国内体育界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大家多是等着赞助商自己找上门来，或者有招商小组之类的部门对客户推销。

　　为了改变篮球联赛在商家心中低档的形象，“外脑”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联赛方案，其中以品牌建设为中心，服务球迷、服务媒体、服务赞助商的办赛理念得到一致认可。“从NBA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对于中国篮球，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你搞联赛的主要对象是谁，你怎么样对待球迷、对待媒体？这些实际上是举办职业联赛的宗旨问题。”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前我们都没搞清楚，就是官本位那一套。通过这几个赛季的贯彻，现在从篮协包括俱乐部，大家意识变了。”

　　新的竞赛办法提出：实行南北分区；增加比赛场次至317场，比上赛季(2003-2004)增加155场，增幅达95%。

　　但篮管中心内部很多人开始时都不认同，认为比赛多了，运动员体力跟不上，频繁比赛的交通问题也没法解决。在讨论会上，“外脑”和篮管中心工作人员激烈争论，险些动起手来。

　　争执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大家觉得怎么成了“外脑”制定计划，而自己变成了执行者。

　　“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规划工作的，我要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理解改革的意义。我觉得很累。”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跟大家说，我不能开除你们，只能拉着你们往前走。”

　　2004-2005赛季，俱乐部第一次被说服每场比赛都从最好的门票中拿200张免费回报赞助商，联赛取消了升降级，战略合作伙伴取代了冠名赞助商，联赛有了象征荣誉的订制奖杯和冠军钻戒……

　　在这个赛季，联赛的商务开发并不理想，依然缺钱，但整个赛季慢慢有了些模样，总决赛时黑市的球票竟然炒到3500元，成了受追捧的稀缺品。

　　在理想中脚踏实地

　　2003年9月，上任不久的李元伟即邀请了四名篮管中心以外人士成立“篮球职业化运作调研组”，研究联赛的定位、目标、行动计划，并聘请专业咨询公司为联赛做规划。之所以要请“外脑”，更重要的是，李元伟担心大家在内部呆久了，缺乏对联赛的清晰认知，且缺乏改革的敏感和锐气。

　　调研后，李元伟主持起草了《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十年改革与发展计划》(及《北极星计划》)。“为大家提供一个未来的职业联赛愿景、蓝图。告诉大家要怎么搞。用一个响亮的口号来引起整个篮球界的重视。”李元伟解释为何把计划命名为在暗夜中指引方向的“北极星”。

　　《北极星计划》被外界看作是以联赛改革为先导的全面振兴中国篮球的战略。从狭义角度看，是中国职业篮球联赛改革和发展的行动计划，也是李元伟的施政纲领。

　　在篮管中心内部经过几轮征求意见，修改成文后，李元伟一反惯例，并没有将如此重要的《北极星计划》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也没有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在篮管中心内部发放。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在国内现行体育管理体制下“超前”的提法，李元伟摸不准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以经验判断，如果上报，总局不表态，搁置不办理，势必将影响改革的进度；如果总局否定这个计划，改革更无从谈起。

　　在国内的体育机构管理体制中，国家体育总局对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一直是一种联系制关系，不是分管制。除了某些大型比赛之前，如奥运会、世锦赛，总局的分管领导会强调督促国家队备战外，平时留给各中心自由度还是比较大的。

　　在体科所三年的改革试验，李元伟对这个空间的余度吃得很透。

　　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曾大篇幅报道了《北极星计划》内容，还报道了李元伟在东莞会议讲话中提到的“打开封闭的大门，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借助社会力量、资源发展篮球事业。构建真正意义的职业联赛。”

　　体育总局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经过“试运行”，2005-2006赛季，全国男子篮球甲A联赛正式更名为CBA联赛，稳步进入李设想的改革轨道。其中CBA联赛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被认为是职业篮球和竞技篮球的根本区别。

　　篮管中心为俱乐部设定了三年期限，每年评估打分，督促俱乐部往职业化目标靠拢。

　　“设计必须是理想的，同时还要面对现实，我要是没有这个特点，坐不了这个位置。”李元伟这样总结自己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中平衡，他说：“直接走不行，我就绕着走，绕不开，我再想别的办法。最后能走到什么程度，我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尽管我有理想化色彩，但我必须脚踏实地。”

　　体制之下的“职业化”之困

　　在《北极星计划》第二阶段(2009-2011)中，计划是成立赛事公司，引入资本，实行股份制运作。把职业联赛剥离中国篮球协会和篮管中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赛条件之一，但也是现阶段体育部门所有制不允许的。

　　十多年前，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前身)曾提出体育项目“社会化、产业化”的改革方向，将体育运动管理部门从政府序列中剥离出来。纷纷成立的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就是向运动协会化实体过渡的一个形式，但两个招牌一个部门，中心成立很长时间了，实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一旦实体化以后，各运动管理中心将不再是政府直属机构，很多领导就将被“架空”。改革涉及到很实际的权力、利益。

　　对于前一段时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提出，办独立的公司经营联赛，但韦迪的话尚没有得到体育总局的公开支持，而李元伟在2008年奥运会前就提出此事，更是讨嫌。

　　“我知道不现实，那个时候从总局包括中心，备战奥运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怎么可能搞资本运作赛事管理公司股份制。”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我认为它是个趋势，所以我在内部先做准备。”

　　2008年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转型将加快。但在获得51枚金牌后，中国体育并没有像许多人理想的那样快速向群众体育和职业体育转型。职业联赛被认为是举国体制争取金牌的对立面，真正意义的联赛职业化改革举步维艰。

　　直到2008年，篮管中心还在进行资金运作的尝试，成立联赛公司，引入投资人，进行股份制改造。当时NBA中国公司、摩根大通公司都表示感兴趣。

　　“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外部环境不具备。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推动职业化，能推多远推多远，然后随着整个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再做动作。但前期要做很多准备。”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的改革设计是在体制架构内运作的，虽然目前根本没办法突破，但我也很庆幸。我把我自己定位成为未来中国篮球发展打基础做准备的人。”

　　成败国家队

　　2006年8月7日，李元伟接到体育总局领导的电话，总局领导亲自打电话的时候不多，李元伟知道领导下决心了。遵照体育总局的指示，2006-2007赛季CBA联赛缩短了28天，南北分区赛制取消，一切为国家队备战奥运让步。

　　在李元伟看来，国家队和联赛一样重要。2007年，国家队总花费约1800万元，其中总局下拨经费500万元，其余都来自联赛所得；国家队成绩好，能吸引更多的关注，也为这个项目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一直按照着自己的设想和节奏主持篮管中心：改革联赛，管理国家队。他认为这就是他的职责，“我意思就是我管这块，尽量不给总局添麻烦，我一定全力以赴尽职尽责把这个事情做好。事实上也是这样。”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一心在维持篮球稳定发展的局面，处理突发事件，我没让领导操一点心，也没把矛盾上交，都是我在那儿处理。”

　　可在举国体制下，在金牌战略面前，世界大赛的成绩常常是总局领导考察中心干部的唯一标准，联赛改革只是锦上添花。

　　“我的弱点就在不是特别善于跟领导沟通，比较少汇报、交往。领导要是信任我，放手，我能干很多事。”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人曾建议李元伟，每逢夏天姚明回国时，带着这个国宝请总局领导吃个饭，联络一下。但李元伟觉得自己平时有做不完的事，没有这个闲工夫，况且总局领导也很忙。就没当回事。

　　2006年世锦赛前，在总局汇报工作时，交流中，李元伟意识到总局领导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但已经来不及了。

　　2006年世锦赛，中国男篮排排在第十五名，中国女篮排在第十二名。两支国家队在外教尤纳斯和马赫的带领下有了进步，但世锦赛的成绩不佳让体育总局和球迷都担心，中国男女篮在北京奥运会上无法完成任务，一些人开始质疑外教的能力。总局领导曾在会议上当面批评李元伟“联赛为本”是“错误的”，起码“值得商榷”。

　　对于力主引进外教的李元伟来说，总局领导的质疑和糟糕的成绩，使他内外交困。他认为领导并不了解他，他觉得很冤。

　　李元伟曾想过辞职。他向体育总局领导汇报说，请外教是正确的道路，自己愿意换岗承担失利的责任。

　　最终体育总局接受了李元伟的建议，尤纳斯和马赫都率队通过了2006年底的亚运会检验，最终留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篮进入八强，女篮夺得第四名。

　　2009年1月19日，在李元伟退休告别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宣读了对李元伟的工作评价：李元伟了解市场规律；有较强的突破创新精神；驾驭全局能力较强；圆满完成了国家队参赛任务……

　　李元伟认为体育总局的评价很公正，他向工作人员要走了蔡振华的发言稿，留作纪念。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37万字的《李元伟篮球风云路》，是一份难得的一位体育制度中官员改革探索的心路历程。他把其视为是“对中国篮球发展尽的最后一份力”。而如果每一个官员在离职之后，都能扪心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中国体育的变化远不止此

　　退休后，李元伟花了九个月时间戒掉抽了三十年的烟。一年半前，前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离开了要他不断操心的篮球，也就此退出了公众视线。

　　《李元伟篮球风云路》出版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只要谈到CBA联赛以及中国篮球的现状，李元伟总是显得很失望，之后，他长时间地凝视窗外。

　　希望给读者启示

　　李元伟有剪报的习惯，书中很多的事件描写得很细，以至于书一上市，被认为是“爆料”的章节成了最受关注的部分。但这完全背离了李元伟写书的初衷。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还原了很多当时的敏感事件，很多人觉得你在爆料，你写那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李元伟：我尽可能客观真实，我要对写出来的东西负责。这本书里我其实还隐去了一些，我不希望给现在的人带来很多不便和困惑，毕竟我曾是篮管中心主任，我的评价很多人会很在意。另外，我也不希望人们拘泥于那些细节，我希望人们看完书的整个内容，去思考它的发生的过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给我们有什么思考和启示。

　　中国新闻周刊：既要还原真相，又要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还要让读者看懂，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李元伟：我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开头也写了，凡是自传类的作品，它都避免不了主观成分，和自己的立场。

　　我比较注意“三性”。第一，真实性。这是传记作品的关键；第二，可读性。这是考虑到传播的问题，这一点对我是很难的；第三，思想性。我不希望它是一本专门吸引大家来看八卦的故事书，我要把我的思考，这个阶段集体的智慧放进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书的初衷是什么？

　　李元伟：回首看这五年，我以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仔细一看，还没有来得及做成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平常的五年，不平静的五年，起码是不平庸的五年。我的这段经历，是对发展中国篮球的探索、实践和创新，大家都认为比较有价值，让我记下来，和大家分享，留作未来篮球发展的一个参照，一种借鉴。

　　我把它视为我对中国篮球发展尽的最后一份力。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你还可以做很多事。

　　李元伟：是最后。我以后不会再评头论足说什么。我的社会活动不少，但是篮球的事我不参加了。因为两条，第一条叫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二条因为在理念方面的分歧很大，我去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请了很多篮管中心以外的人士调研、起草《北极星计划》，这会不会让该计划的一些内容过于理想化？

　　李元伟：会有理想化因素。理想化不是个坏事，我对知识分子理想化都很敬佩，因为他有理想，不满足于现状，希望事情更好。所以他们的思想对于管理者是非常宝贵的。至于能不能变成现实就是管理者的水平了。

　　在我主政中国篮协这五年，很多思想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真知灼见，我只不过重视了、吸纳了，组织人来论证，把它变为现实。

　　篮球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一定要汲取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资源，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意见，才能把事业搞好。

　　中国新闻周刊：书中写到，你上任后的五年联赛改革是延续了1999年全国篮球工作会议报告的思路。如果另一个人按这个思路做，能取得效果吗？

　　李元伟：如果不是我，换一个人按照这个思路去做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1999年，报告出来以后，大家非常认同，但没人去做。当时的篮协领导没有危机意识，没有紧迫感，没有在整体上改革联赛的勇气和决心，只满足于在局部问题上的修修补补，这才是联赛发展缓慢、步履蹒跚的根本原因。

　　报告的核心思路来自当时的篮管中心副主任续川，我认为是对的，所以从2003年开始的五年联赛改革就是这个思路、目标的实践过程。

　　最羡慕的是NBA总裁

　　7月24日，在姚明组织的慈善义赛活动上，戴梦得董事长何文向姚明颁发了一枚至尊钻戒，这是戴梦得为中国篮球界颁发的最后一枚戒指，因为它将退出新赛季的赞助。那天李元伟也在现场，这是他最近一次出席篮球活动。何文曾是李元伟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戴梦得为CBA联赛打造的奖杯、为冠军球员定制的钻戒一直是荣誉的象征。

　　在篮管中心新主任信兰成以“七上八下”否定了李元伟的政策后，新的中国篮球发展计划一直没有出台。赞助商离开了，俱乐部、球迷、媒体也失去了展望的目标。“谢天谢地谢亚龙，信神信鬼信兰成”的段子早已在一年前流传，篮球开始和足球一样，成为了调侃的对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上任就着手处理王治郅的事，你完全也可以不碰这个大麻烦。为什么一上任就处理这棘手的问题？

　　李元伟：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不是属于明哲保身，做太平官儿的那种人。我认为这件事对于王治郅本人，对于中国的职业篮球，甚至对于整个体育，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篮球界外的一个呼声，大家有一种期望。而且我们了解王治郅这个人，他很单纯，不是那种为了个人私利不顾一切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任期是五年，你一直强调后两年要备战奥运，只有三年可以改革。那段时间内，一下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篮球界一直都在适应新措施，会不会因为急于求成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李元伟：我们在改革中间需要不断的调整。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必须要改变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出台的措施也经过联赛委员会讨论。改的过程中，会有些估计不到的情况，那再来调控调节。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为中国篮球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是无用功？因为2008年后国内体育大环境不改变，真正的联赛职业改革就无法进行。或者你的继任者他也可能不认你的规划。

　　李元伟：一种结果是我希望的，就是能在我工作的基础上加把劲。为什么我这么重视预热、重视球迷的反映、重视危机事件的处理，我希望篮球有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前两年，一说起CBA联赛都是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联赛。现在又回到过去了，CBA联赛办公室也撤消了，没有个独立的机构来研究CBA联赛！联赛是龙头，你不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你说这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预计是北京奥运会之后，整个体育的转型会加快，应该转到群众集体参与职业体育的一个阶段。现在看事实来不像想象的那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这五年在现有的体制内，你能做的工作已经到了极致吗？

　　李元伟：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在这种体制下，我进行了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怎么搞职业联赛。我最羡慕大卫·斯特恩(NBA总裁)，他只要管联赛，他有市场，我没有市场但我还要做。我还在夹缝中间，要应付的我也得应付。

　　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我看到了效果。这样我就很欣慰了。

　　中国新闻周刊：5年中有遗憾吗？

　　李元伟：所谓遗憾是，我认为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应该做得更好。这个取决于主客观的原因。主观上，如果现在反过头来我重做一遍，很多事情会做得更好。客观上就是大环境的限制。

　　我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篮球联赛的改革可以算作是在体制上的突破吗？还是都是这个体制下允许去做这些事情？

　　李元伟：我觉得谈不上突破。真正的突破还是要看大环境的改变才能做，如果不改变，就要有特殊的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总局领导有没有对你改革联赛有过什么关照，比如，李元伟你只能做哪些，或是希望你做成什么样？

　　李元伟：他们根本不参与，根本不会指挥你去做这个。如果他们有我这种精神来做这个事业的话，体育就会发展得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书中写到，什么是体制内生存和体制外发展，你也没有找到答案，你只是尊重规律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说成就你和限制你的都是这个体制？

　　李元伟：对。我也或多或少有用体制内的特有方式来对待事情，比如对奥神不放孙悦到国青队备战事情上的处理。我要求全国一盘棋。

　　但是我那时认为，奥运会之后需要有所改变，对体育功能价值的认识上，要与时俱进，要有所取舍。

　　可以说体育管理体制，这么多年来这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我知道在这种情况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尽可能往我认为对的方面去做——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也这么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奥运会后你没有退休，你会怎么做？

　　李元伟：我如果在，还会延续请外教，我不会让郭士强轻易上位，他很有希望，但火候还不到。很轻率地作出一个重大决策，造成这种恶果，不仅把中国男篮陷于一个屈辱的地位，同时把郭士强也耽误了。

　　CBA联赛的市场化探索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如果再延续，可能就稳定了。我们推行的是以职业化篮球为先导，一个整体的振兴发展中国篮球的战略，走的是和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道路。最终目标是把篮球打造成中国第一运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篮球界还有职务需要你，你愿意出山吗？

　　李元伟：会吗？不会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的局面你也看得到，所以你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我这么多年全力的干事情，退休了以后就给自己留点时间吧。(实习生郭文杰、高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