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三大困境 谁来打通“体教结合”之路

　　清华大学的“眼镜飞人”胡凯曾是中国“体教结合”的标志性人物，作为完全由教育系统自主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以同样出色的运动成绩和学业水平，证明“体”与“教”可以融合。

　　然而，现行竞赛体制延缓了胡凯前进的步伐：他只能选择在重庆队注册运动员，否则就无法进入竞技系列比赛。体制困局也在胡凯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他仍跑在路上，却不知该跑向何方？

　　中国式

　　“体教结合”之路

　　上世纪50年代起，在政策导向下，体育界建立了一个从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独立运作、教体分离、自成体系。这套高度整合资源的训练管理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冠军，促进了中国体育的超常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套体系逐渐暴露出成材率低、人才畸形发展、退役后转型难等诸多问题。而运动员饱受伤病困扰、竞技体育封闭运转等问题的日渐突出，更使中国体育一以贯之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开始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1987年，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这是“体教结合”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开始，按照两部委的意图“体教结合”就是要建立一个除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统为主体，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在实践中，体教结合主要形成了几种模式：第一种是高校直接引进退役运动员；第二种是体工队与高校联合办队；第三种是高校直接招收现役运动员；第四种是高校跟中学、小学直接挂钩，形成教育系统内部的独立培养体系。

　　2003年，国家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和组团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给教育部。

　　或许，“三高”模式的突然被关注会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对于濒临崩盘的中国足球而言，它就是救命稻草，甚至预示着整个中国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型。但事实上，“三高”模式远未达到如此高度，它的成功，更多体现的是个别坚守者对“体教结合”的苦苦坚持与全社会对“体教结合”的深情呼唤。

　　在中国体育貌似强大的身躯背后，后备人才萎缩的现状令人心惊。许多人将此归咎于“举国体制”的积弊，给出的种种治病药方中，最重的一味药便是“体教结合”。

　　按照设想，“体教结合”意在建立一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改变传统培养模式所衍生的淘汰率过大、文化教育缺失、再就业困难等弊端。但遗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探索至今，这条路始终未能完全打通，体育回归教育的人才链条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断裂。

　　“体教结合”的路上，究竟有哪些沟壑在阻碍我们前行？或许，这才是中国体育与中国教育首先要解开的谜题。

　　培养经费

　　谁来“买单”

　　无论是“三高”俱乐部，还是北理工足球队，谈起困难首先提到的就是经费，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压得他们无力想得更远。

　　赞助商的频繁更迭导致资金来源的不稳定，这让“三高”足球训练基地主任李连江经常捉襟见肘。而北理工足球队总教练金志扬面临的困难更大，相较于中甲球队一年动辄几千万元的投入，球队450万元的经费显得九牛一毛。

　　而他们身后的两所学校，也有道不尽的苦衷。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曾对媒体坦言：“学校每年把一大笔经费用在‘三高’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包袱，如果按现有方式生存下去，将来很难说不被裁撤。”练的是市场认可的足球项目，背靠的是条件不错的名校，情况尚且如此，那些经济实力不济的学校、相对冷门的运动项目，又该怎么办呢？

　　相比于体育系统各级专业队由政府拨款“包办”，目前学校办运动队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杨立国说：“如果只靠教育部下拨的有限经费，而没有专款保证，‘体教结合’很难支撑下来，许多学校是想拿钱也拿不起。”

　　一旦像北理工足球队那样闯入职业联赛，经费投入的矛盾就更加明显。金志扬说：“高校教育经费里没有投入竞技体育的这部分”，而教育部曾有负责人强调高校办竞技体育，不能走职业俱乐部的模式。至于体育系统的资金，杨立国说：“由于系统不一致，体育系统的钱可以投进社区，却进不了学校。”

　　上海市曾由教委和体育局分别出资，作为“体教结合”的专项经费，下拨给学校。但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学校而言，谁来为经费“买单”，依然是“体教结合”难解的困局，即便有意愿复制“三高”或“北理工”模式，却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体育生源

　　如何吸引

　　相比于钱荒，“体教结合”面临的另一“绊脚石”是人荒。一个必须承认的社会现实是，“吃体育饭”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已今不如昔。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都去学奥数，因为升学考试能加分，以后能进好大学。”李连江说，“最优质的生源都不送到体育口了。”

　　在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的当今，上个好大学俨然是大多数家长为孩子设定的最好出路。即便孩子有体育天赋，家长也要计算成材的几率和风险的大小。而频频爆出的运动员失业、伤病、贫困等新闻，在无形中加剧了“练体育没前途”的社会观念传播，极大影响了体育生源的选择方向。

　　“如果对体育生升学的招生力度再大点，接收体育生的好学校再多点，家长们的积极性可能就容易调动了。”一位负责招生的中学老师说。

　　低端层次的“供血”不足，直接影响了向上流动的人才循环，生源缺口让“体教结合”培养链条面临断裂之虞。“中小学打下体育基础，大学进行项目分流，毕业后与职业队对接，这才是一套比较科学的系统，可惜至今仍未建立。”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说。

　　目前相对比较成功的北京大学乒乓球队、清华大学田径队等高校体育队，很大程度上均得益于其附属中小学人才梯队的建设。相形之下，许多中小学在应试的压力下，体育课程尚难保证，更何谈培养和输送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呢？

　　无奈之下，很多高校选择直接从专业运动队“挖角”或“移植”，这种“拿来主义”其实曲解了“体教结合”的初衷。从本质上，这种方式仍是体育系统作为人才培养主体，只不过借助教育的外衣为运动员提供一种补偿和退出机制。而高校的位置，也从体育人才的“加工厂”，变成了“收容站”。

　　体制“围墙”

　　何时拆除

　　如果说经费和生源是“体教结合”看得见的路障，那么体制才是埋在这条路上的最致命“雷区”。

　　按理说，“体教结合”应是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合作，二者共享资源，形成合力。但我国目前仍是两套系统并行，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守住 “围城”，各有想法，各行其是。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话说，教育的事，体育口办不好；体育的事，教育负担不起，体教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壁垒。

　　清华跳水队曾被视为中国“体教结合”的探路者，人才培养原本在教育系统内部运行得非常顺畅，但一涉及与体育系统的衔接，就碰到了无法解开的死结。撤销“双注册制”(“双注册制”意味着所属队员既可以代表学校参加大学生赛事，也可以代表地方参加体育系统的比赛。)所引发的人才流失，与其说是运动员在现有竞赛体制下的被迫选择，倒不如说是体、教两个部门之间的交锋与博弈。

　　现行体制下，体育部门掌控着国内的运动竞赛举办权、国际赛事的参与权、优秀选手的选拔权等资源，这使得学校培养的高水平运动人才很难进入国家竞赛体系。“两个系统的比赛既无交叉，也无对接”，杨立国表示，学生运动员报国无门，从某种角度是对高校践行“体教结合”的一种压制和不认可。

　　即使两个部门有心合作，一旦涉及部门利益和权利重叠，很多“看上去很美”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钟秉枢认为，这主要在于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为什么不能把地方体育训练基地纳入学校，由它来代表地方参赛呢？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决心改革。”

　　有业内人士不无忧虑地表示，体、教两个部门间的内耗非常大，谁也不肯放权，人为设置的许多壁垒，极大阻碍了“体教结合”的发展。

　　“说到底，这个事得体、教两个部门真正坐下来谈，政府出面从中协调，否则，一个字——难。”李连江说。

　　体教蓝图

　　能否实现

　　青少年是中国体育的根，这句话几乎挂在每一个“体教结合”践行者的嘴边。中国的青少年在哪里，90%以上都在学校，那里有现成的体育场地和设施，有学与训结合的天然优势，在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轨道上，学校将注定担纲越来越重的角色。正如杨立国所言：从实践看，这条路还是可行的，无论从人的发展角度，还是体育的发展角度，“体教结合”都必将是未来的趋势和主题。

　　然而大多数人也都承认，在相当长的一个过渡期里，原有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仍将延续，两种渠道将同时并存。“短期内，几乎没人敢冒牺牲国家运动成绩的风险去进行改革，这也是‘体教结合’的阻力之一。”钟秉枢说。

　　面对这条路上的障碍，战斗在“第一线”的李连江和金志扬都寄希望于国家的扶持政策，“不是一时给我们投多少钱，而是要出政策，并落实到位，真正打通‘一条龙’的培养体系。”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则表示，“体教结合”是两家的责任，对于学校普及性的基础体育教育，教育部门必须要保证；当学校办体育到了更高层次，这就是体育部门的责任了。两个部门如何形成合力，是其中关键。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体教结合”已然行进在路上，之前20多年间的成功或失败，至少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蓝图。行亦难，难亦行，沿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体育的明天才有希望。

　　“我们必须扭转一个观念，运动成绩绝不是评价‘体教结合’是否成功的标准，只有如此，这条路才能走得更远。”钟秉枢说。

　　本报记者 郑 轶 王霞光 李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