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台北八月六日电 题：牯岭街上有个小剧场

　　中新社记者 刘舒凌 黄少华

　　八月初的一个下午，古旧、略显清静的牯岭街蒸腾着热气，有一点巴洛克风格的五巷二号里头，年近六十的王墨林背了一个磨旧的书包，穿了短裤、T恤，和几个青年人聊天、说笑。

　　晚间七时半，年轻人的新潮实验室系列剧目《Elsewhere》将上演。

　　这里是牯岭街小剧场，台北市第一个“闲置空间再利用”项目，也是台湾展演前卫、实验剧场艺术的重要空间。

　　十余年前，台湾的小剧场人士在这里落脚。这幢百年历史的建筑物里，格局逐渐稳定，一楼是容纳七十席的展演小剧场，二楼有会议室，三楼排练室，最多容纳二十五名学员。

　　日据时期，五巷二号曾驻扎宪兵，光复后改为警察局，现在则成为剧场艺术总监王墨林所说的“搅乱分子”集结的地方。他说，这里成为小剧场，是个偶然。

　　一九九五年，当时使用这座建筑的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二分局迁离；因为移作它用的手续繁复，五巷二号渐成废墟。居住在附近的一位小剧场人士见这里空间宽大，可以用来演戏，小剧场界共同争取它来作展演空间。

　　王墨林说，虽然十几年前台湾人的生活彻底转为消费主义，小剧场已僻处城市文化地带的边沿，但有话要说的人应该有地方表现自己的存在。

　　当时，民进党执掌台北市，学运出身的罗文嘉等人协助小剧场界在一九九七年做成这件事。

　　不过，历经两次管理人易手，小剧场的营运不见起色。二00五年，王墨林通过了台北市文化局的招标，接手这处委托民间管理的公有建筑。

　　他想尝试，在台北，能否创造出一个自力更生的非主流文化小中心；年轻人能在里面演戏、喝咖啡、作行为艺术，有这么一个地方，它是非营利性质的，可以跟商业没有关系。

　　接手后，王墨林很快发现，自负盈亏几乎不可能，单靠租金和票房没有办法支持剧场活动。但因为台湾对艺术的补助机制建立起来了，他和文化主管部门争，和公营基金会争，用一本一本的企划申请来取得相关费用，甚至于被谑称为“死要钱”。

　　王墨林说，我要得理直气壮，你就是要给我钱，我是替你们在做事。

　　“像伦敦的ICA艺术中心，小小的几层楼，有书店、餐馆、教室、小剧场，可是它是伦敦最重要的前卫艺术的桥头堡。因为最先锋、实验性强的表演艺术都在那边发生，研究当代艺术的人都会在那里找他要的素材作研究。”如此，才能去讲文化产业，而英国、企业界为此花了很多钱。

　　王墨林说，小剧场里年轻人多，生命力丰富，接触非主流文化的感染力才会让他们有一种表现、创造上的可能性，不至于成为完全没有理想性、没有浪漫主义的人。

　　曾在台南诚品书店当企划的台北青年郭镇维，在牯岭街小剧场负责演出联络。他学的专业是空间艺术。

　　为控制支出，这里所能提供的薪资只有不到三万元新台币，他说，将来薪资增长的空间几乎没有。不过，郭镇维对于小剧场发生的事情有热情。他说，自己将来大概会是继续作艺术管理方面的事情，近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离开。

　　去年，各种前卫、实验的剧目展演、排练排满了小剧场的档期。与王墨林塑造一个非主流文化小中心的梦想靠近了一些。

　　虽然，王墨林常抱怨文化局没提供固定预算，让剧场管理委员会没办法作长期计划；也批评现行的对艺术的补助制度，“形式有了，但是没有那个运作机制”。

　　不过，在过去两年，小剧场累积起一定的能量。这一周，牯岭街小剧场开始做“新潮实验室”；除了用来赚钱的周末好档期，这里的其他时间都开放给年轻人来玩，不收或少收场租。

　　王墨林说，虽然小剧场不可能影响主流思想，但可能你这个剧团作了，有人来看你的戏，影响就从这边扩散出去。“我们雄心不大，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力量很大、后劲很大、很强。”

　　王墨林生于一九四九年。他说，年轻的时候对于生活感受到的是灰暗、虚无，后来结婚走一般人走的路，没解决问题；去了日本念两三年书，受到日本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影响，台湾“解严”前夕，他回到台湾从事小剧场运动，一做就到了现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