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博士论文有两位指导教授，其中一位是余英时先生。余先生那时已名满天下，望重士林。他有一次写了一篇长文，讨论中国古代的价值观问题，结果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一天刊完全文。这是前所未有的尊重规格。我为此事向他致意时，他谦称，“这实在是名过其实了！”

　　学者受到媒体的肯定，并非只是个人获得虚名，而是他的学问有益于世道人心，这当然值得额手称庆了。他是指导教授，每周指定我要阅读专书与论文，我则固定每周一小时向老师报告学习心得。我在作报告时，余先生只是静听，有时眼望天花板，有时清理他的烟斗。每当我讲到自己的看法或者表达不太有把握的意见时，他就会转头看一眼，意思好像在说：“真的是如此吗？”

　　被他如此一望，不免有些心虚，我就立即再加补充说明，不然就停顿一下，静听老师的指示。我的报告时间最多半小时，剩下的半小时就开始聊天了。不管聊到任何题材，余先生都会旁征博引，展现历史学者的博学多闻，让我颇“望洋兴叹”。即使聊到现实生活的题材，他也能侃侃而谈，说出许多通透的道理。

　　我在写完博士论文后，终于忍不住请教余先生：“为何能够如此博学？有没有什么秘诀？”

　　他说：“有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自问：‘今天又过去了，我今天有没有学到新东西？’如果答案是有，我才上床睡觉；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我就到书房去，随便取一本书翻阅，一定要确定自己学到了一点新东西，我才愿意去睡觉。”

　　只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再持之以恒，那么30多年下来，自然拥有丰富的学识了。余先生的成功秘诀即在于此。然而，恒心正是一般人最缺乏的。如果没有明确的动机，又怎能产生奋斗的动力呢？谈到动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口中的“古”应该是指周初及以前，当时的学者所考虑的是：学习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到了孔子的时代，学者所想的是成名得利，取得官职与俸禄。再往下两千多年，到了今日，学术分工日趋细密，绝大多数学者的专业知识完全与自己的“生命处境”没有任何关联了。

　　因此，即使是专业学者，也需要重新找到学习的动机，亦即学者是为了增益自己的生命价值，让自己在“好学、深思、力行”的良性循环中，不断感受心灵成长的喜悦，这对自己与对周遭的亲人朋友，都是一件美好的事。

　　余先生的方法或许是受到子夏的启发。在 《论语》中，子夏认为“好学”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意思是：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要忘记自己所已知的。明末大儒顾炎武写 《日知录》，他的书名也是取自此语。由此可见大家心同理同，都想把握每一天，而不愿稍有松懈。

　　我自耶鲁归来之后，常常想到余先生的教诲，也总是提醒自己要每天学习一点新东西。匆匆20多年过去了，我未能完全做到这样的要求，实在不免愧对老师。（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著名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