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上可见，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一个中国”成为新形势下需要两岸来协商处理、共同维系的问题。但在我们来说，一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取得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绝对优势，很难转过弯来在“唯一合法政府”之外对对方有所包容与妥协；二是“一国两制”的初始内容作为既定的目标，核心就是要台湾当局接受地方政府地位，任何其他的要求与考虑都与这个目标不相容。双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导致后来在此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

　　2.十多年来围绕一个中国的斗争无处不在，贯穿始终，代表性的回合：1993 年台湾突破我限制加入APEC，并第一次参加当年于西雅图举行的年会；会中我出于在国际上破除“两个中国”印象、为台湾明确定位的考虑，改变了惯常“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提法，发表声明重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结果是台湾代表江丙坤(现为国民党副主席)专门召开记者会，第一次公开喊出阶段性“两个中国”……在这期间贯穿着的两岸数不清的言词激辩中，台湾方面既说过统，也说过独，但其中最直白也最能体现台湾方面意思的，是现任高雄市长、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的谢长廷在今年选举前的一句话：“对等就是最重要的原则。你是一个国家，那我就是一个国家，你说你是政府，那我也就是政府”。

　　3.“九二共识”问题其实也是如此。当年经过我们的努力，双方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不加讨论的共识，促成了世所瞩目的“汪辜会谈”。在这过程中，我采取两岸与国际“内外有别”、分开处理的办法，在国际上继续坚持“唯一合法政府”并继续打击台湾方面的活动。其后出现李登辉访美事件，两岸政治上陷入僵局；我坚持“两会”复谈的前提是台湾方面回到一个中国立场上来，台湾则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所以我又明确表明“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歪曲”。

　　4.应该认识到，在以和平方式追求统一、两岸要接触、要谈判的过程中，台湾就一个中国问题与我展开斗争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蒋家也搞两个中国，只是同样未能成功。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72年联合国恢复席位的时候。

　　5.十多年来的激烈斗争中，台湾方面由坚持一个中国到“特殊两国论”、再到“一边一国”等等，形式有不同，实质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他们无数次表明的所谓“尊严”与“平等”(或对等)。十多年斗争反复证明的其实也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不打算接续1949年的国共内战通过战争把“中华民国”彻底消灭，那么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就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否则只能迫使对方离一个中国越来越远，直至“台独”(能不能实现是另外的问题)。

　　党中央关于一个中国“新三句”的表述，已经正式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这是十多年对台工作最宝贵的经验与结晶，内涵丰富，前景远大，得来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发挥，切切不可浪费，特别是不应在一般的宣传中使它萎缩成一个仅仅针对台独与“两个中国”的狭窄概念。

　　6.受当年苏东剧变与国际格局重组的鼓舞，台湾与我在国际上展开激烈争斗。一条线索是围绕扩大与围堵台湾的“邦交国”数量。另一条线索是台湾竭力挤入政府间国际组织，先后突破我限制加入了亚银、APEC、WTO等国际经济文化组织；经过SARS一役，世界卫生组织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总体上，国际上的涉台斗争本身有其极限所在：以边际方法看，假设我最终有能力把台湾现有二十几个“邦交国”打掉，但台湾则完全可以把最后一个若干万人口的微型小国统统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并不能真正切断台湾同外部世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因而一个与二十几个对他们来说其实已无本质性的差别。未来的调整，必须找到一种我们既不会失控、台湾多数民众又可以接受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