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86：正确认识台湾与两岸关系的钥匙

　　1.1986年，历史在台湾“拐了个弯”。发生在这一年台湾政治社会领域的一系列事件，决定了此后至今整个台湾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也预示出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方向；十多年来台湾局势与两岸关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的依据。然而，由于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于台湾发生的这一历史性转折，在对台研究工作中没有能够作出足够充分的认知与把握，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抱持了相反的期待，得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一源头上的“失之毫厘”，导致十多年来对台工作的种种被动与困扰，也导致人们把后来的一切都简单地归因于统与独的斗争。

　　2.这一年的3月29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光明前途”的主题案。几日后，已安装心脏起搏器、自感来日无多的蒋经国下令成立“十二人革新小组”，抓紧研拟“解除戒严”(戒严前后实施38年)、“开放党禁”、“中央民意机构调整”等以往几十年属于言论禁区、对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未来走向影响至深至钜的重大议题。

　　3.这一年9月28日，民进党不顾当局开放党禁的措施尚在研拟之中，于台北违禁宣告成立。势力庞大的国民党元老派和军警系统愤懑至极，力主镇压。蒋经国力排众议，坚持“容忍和谐”，并训令保守势力不得轻举妄动、干扰其“返宪革新”大局。此前此后，蒋还大批释放了被关押多年的“台独叛乱分子”。

　　4.这一年的前两天(1985年12月30日)，台“外交部长”公开宣示：如果大陆以“中国北京”名称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台湾就同意使用“中国台北”名称留在该行。这显示，继在“奥运”等民间国际活动中对我采取“不回避、不退让”的政策后，蒋家在涉及国家主权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问题上也已经放弃“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政策。

　　5.如今要“返归宪政”，自然要“终止勘乱”，但马上遭遇的问题是如何为中共重新定位，这无疑又牵涉到“法统”与一个中国的问题。对于一个中国，以往两岸是通过互相否定对方、各自自视为中国“合法代表”来维系的。显然，现在让国民党政权“自行了断”、自我终结是不可能的，而国民党要取代我在大陆的领导以及我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地位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双方合作来求得处理，需要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以相互体谅包容的默契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来共同支撑“一个中国”。以后台湾陆续提出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以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等等，其要义也在于此。但这显然与我们当时正全力争取实现初始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以台湾“降国旗”、“去国号”、成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为核心内容)目标是不相容的，因而总体上都被我们归诸于分裂和台独的范畴。

　　6.蒋经国在强势推行其革新措施的过程中，遭到了党内“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上有元老搬出蒋介石“语录”对其“忠告”，下有“忠贞分子”写血书搞示威要求蒋“不再姑息敌人”，“国会”内“黑函乱飞”，不少人甚至叫嚷要罢免蒋经国。正因如此，当蒋死李继后，一方面由于李缺乏蒋那样的强人地位，一方面由于李是台湾本省人……其实读过上文就可以知道，“纵容”从蒋经国早已开始，而李不过是其合乎逻辑的延续。

　　7.由于我们当时的对台工作还更多地是局限于一种小范围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台湾正在发生的西方式民主及其趋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心理准备，由于我们对台湾人民在独特的历史遭遇中形成的心理性格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关怀，由于我们对台湾本省人、对“台独”存有过度的紧张与疑虑，由于“开放探亲”以后接触到的多是台湾的大陆籍人士而我们又与他们存有天然的关联与亲近感，也由于当时改革开放事业还起步不久尚未具有后来这样的辉煌与成就等等，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自觉地受到了这样那样的误导，对事物作出了不同的判断。1990年台湾“总统”选举时我们发表的那份“权威人士谈话”，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