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8日电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文章说，台特侦组日前追加起诉陈水扁、吴淑珍图利、收贿及违反“政治献金法”等三项罪名。扁珍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再多三项亦不足为奇；但送钱的辜仲谅、陈敏熏均未起诉，引起不少议论。

　　原文摘录如下：

　　按特侦组起诉的罪名，陈敏熏“买官”部分，扁珍所涉是“贪污治罪条例”的“职务上行为受贿罪”，辜仲谅部分，扁珍所涉则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以及“违反政治献金法”。不论是依“刑法”还是“贪污治罪条例”之规定，处罚送钱的行贿者，都仅限于受贿者所为乃是“违背职务的行为”，且有对价关系。

　　特侦组说，陈敏熏在争取开发金控经营权失利后，转而以一千万元换取陈水扁、吴淑珍为她安排大华证券董事长之职，陈水扁则对当时的“财政部长”林全施压，因此陈敏熏送钱和陈水扁施压之间有“对价关系”，该一千万元是贿赂。但既有对价关系，陈敏熏为何不成立行贿罪？特侦组的解释是：“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不包含企业人事遴选，故不成立“违背职务之行为”。

　　特侦组所述的理由，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总统”的职权到底是什么？是依法律条文判定，还是依社会通念及权力实况来判定？倘依法律条文判定，则就“宪法”而言，恐怕就理不清、说不明。在“宪法”本文列举的各项“总统”职权，因“行政院长”副署权之故，一般视为虚权，甚至指“总统”为“虚位元首”；但“宪法”增修、“总统”直选之后，仅以“总统任免行政院长”不再有任何牵制一项，则谓举“国事”务莫不在“总统”控制之下亦不为过。以陈水扁对各项政务的直接间接干涉之深，则其“宪法实践”恐怕就是无限大的“总统”职权；由此观之，大华证券董事长、一○一董事长的操控安排，到底算不算“总统职权”？

　　大华证券董事长如此，SOGO经营权之争亦复如此，则积累出来的社会通念，恐怕就是：只要“总统”想要介入，这些就都会是“总统”职权。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敏熏“买官”行贿，竟然不被起诉，使社会大众感到惶惑不解的原因。而特侦组既不认为企业人事为“总统”职权，却指控扁以其地位对林全施压，但又认定这不是“违背职务行为”，而是“职务上行为”，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检方为了避开“总统职权”的争议，却有意无意放过了行为可议的陈敏熏，认事用法的思虑确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同理，辜仲谅会甘愿贡献扁珍如此巨款，当然是看重陈水扁实际的权力，可以提供其政治协助及保护。而辜仲谅送这些钱，虽然似未找出扁珍在某一具体事件上的对价行为，而只能视之为“不乐之捐”的“政治献金”；但企业送巨款给执政者的行为，社会普遍认为送钱者的动机及居心皆属可议。就此而言，特侦组依法不能起诉辜仲谅倒也罢了，竟以“被害人”视之，这种描述方式显然违反了社会的通念及情感。

　　特侦组除了说辜仲谅在本案中是扁珍图利罪的“被害人”；又说，因辜仲谅曾在庭讯中证称，陈水扁吴淑珍未曾向他“勒索”，因而使扁珍逃过刑责较重的“藉势藉端勒索或强募财物罪”云云。特侦组这项认知，恐怕亦大有疑义。辜既不是被“勒索”，特侦组因何视其为“被害人”？而谓辜是“被害人”，却又说他未被“勒索”，岂不矛盾？

　　况且，特侦组若以较重的“藉势藉端勒索或强募财物罪”罪名起诉扁珍，纵然不成，法院在同一事实的前提下，还是有变更法条，采用特侦组目前使用法条的可能性。特侦组却试都不试就放弃，似非妥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