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陈诚始终被人们视为蒋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近几年，随着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家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解密史料来看，陈蒋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亲密，而是有时也冲突得厉害。

　　邓演达被杀一度使陈诚萌生离蒋念头

　　陈诚是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时期，最为器重的三位学生之一。

　　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之后他进入了蒋介石的视线，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坚持反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5天后，陈诚闻讯，迅即从江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

　　但到12月中旬，陈诚却得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遂于19日、2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不要处死邓演达，并表白自己此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但蒋不为所动。邓被处死后，陈诚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被蒋介石拒绝。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蒋介石。这至少表明，在上世纪30年代之初，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蒋介石也不够信服和“忠诚”，并一度使陈诚萌生过离开蒋介石的念头。

　　几次三番自动请辞最终赴台湾疗养

　　在抗战期间，陈诚也与蒋介石产生过言辞激烈的冲突。那是在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第二年春天反攻缅甸的日军。陈诚鉴于同年3月至8月间，率中国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为免贻误戎机，恳求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同日蒋还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1943年9月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谀词，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

　　但陈诚依然故我，1947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之脱离政治与军事”。

　　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接到蒋介石来台的电文却置之不理

　　陈诚在1949年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正是台湾地位最为混沌的年头，而美国对台政策，也举棋不定，一日数变。从1948年12月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不断讨论如何分离台、澎与中国的问题和计划。

　　美国为了“台湾如何符合美国之利益”，除了各种阴谋之设计、讨论外，还派遣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为密使，在台湾游说陈诚“自立”。

　　陈诚在此期间，彷徨是可以想见的。他诚然眩于权力的诱惑，而对老蒋这位“故主”，要采取什么的态度去应对，似乎也颇感踟蹰。从蒋经国公布的1949年日记中有关老蒋来台经过，也可看出一些蹊跷——

　　1949年5月16日，“……父亲下午在金塘南岸……准备明日赴马公岛，但父亲表示甚愿在定海与普陀作常驻之计也”。可见，当时，老蒋对是否来台，尚在犹豫之中，未最后决定。

　　5月17日：“午餐后，随父亲由江静轮登岸，一时半起飞，沿途俯瞰三门湾、海门、乐清……4时50分飞抵马公降落，父亲即至马公城外之宾馆驻节，此岛实一平滩，并非山地，气候颇热……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老蒋既“决计去台”，为何不径飞台北，而在马公驻节？此时，老蒋似要看看作东道主的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果然，过了四天，陈诚去了马公岛看老蒋。蒋经国的日记写得很简单：5月20日。“陈辞修、俞鸿钧、蒋铭三三先生来马公，晋谒父亲。下午往机场送辞修先生返台”。

　　5月26日日记：“父亲于今日自马公飞冈山转高雄寿山。”为什么老蒋来台湾，不径飞台北，而飞冈山转高雄？日记上没有写陈诚有没有去接，这一疑团，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可见端倪，转引如下：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陈的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辑等迎接，老蒋劈头第一句：“我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蒋经国日记仅寥寥数语，自有隐讳，所隐讳的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多少可以找到答案。如果当初，陈诚在美国高压和诱惑下，使台湾“自立”，而拒绝蒋介石入台，那么，这六十年台湾的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蒋经国来台的一年时间内曾被陈诚严密监控

　　蒋经国随父败逃台湾后，曾有大约一年的时间，一切行动皆被自家特务秘密掌控，处于“被保护的时期”。严密掌控蒋经国在台行动的时间，大约是1949年8月起，至1950年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以后，还延续了将近半年时间，到了1950年八九月间始告结束。

　　严密监控蒋经国的事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干的，它的司令正是陈诚，此时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无所不管，已管得头昏脑涨，应接不暇。可是还特别设立一个谍报组，负责对蒋经国在台湾境内的一切，做24小时全天候的严密注意，随时将所得情况研判后，以最机密、最速件呈报。

　　那时的蒋经国，在1949年6月左右来台至1950年3月以前无官无职，仅以蒋公子的身份，为老蒋奔走，居处又不和老蒋在一起，出入自宅与官邸的行动更加频繁。而给随从者的任务需详细地记录下蒋经国在台期间，每一天有些什么人到他的寓所看他，他曾与什么人一道同行出入寓所，他有没有带领什么人到官邸谒见老蒋，透过他的关系与老蒋见面的人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都在搜集之列，甚至通过秘密的接线监听电话监听到老蒋头上。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多少次“辞职”和“病休”后，竟还逃脱不了蒋介石的手腕之中。随着蒋介石在台湾地位的稳固，陈诚又是如何下决心，继续效忠老蒋，直至1965年3月5日去世，成了千古之谜。

　　摘自《文史天地》(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