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7日电 澳门《新华澳报》今天发表题为《注销卷证机密连消带打既是除弊更为自保》的文章指出，马英九注销陈水扁任内核定的“国务机要费”卷证机密，不仅将陈水扁的贪污罪行全数抖了出来，满足了支持者当初对他的“除弊”期望，还为自己构筑起反制民进党人反扑的“挡火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呛马”活动对他的杀伤力。

　　原文摘录如下：

　　一向被人视为在政治斗争中“软弱”的马英九，昨日(6日)终于“强硬”了起来，由“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正式宣布，注销“国务机要费”卷证机密。这项举动被台湾政坛形容为“重砍陈水扁一刀”。

　　众所周知，马英九有政治洁癖，尤其是不愿卷进与其竞选对手陈水扁、谢长廷直接对峙的政治斗争。当年“红衫潮”狂飙时，马英九作为台北市长，竟以维护台北市秩序为由，对“红衫军”的街头抗议活动作出了许多限制。在他就任“总统”之后，又宣布撤销与其竞选对手谢长廷的诉讼。当时有人认为，这是马英九为自己留下后路，尽力避免有人在自己的任内，不顾“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也以种种理由兴起诉讼，一俟自己“总统”任期结束后，司法机关就可立即进入侦查及司法程序。

　　正因为如此，马英九对如何处理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中的“卷证机密”问题，是颇费踌躇的。岛内司法机关在侦讯“国务机要费案”的过程中，因为陈水扁曾利用自己的“总统”特权，下令追回相关证据资料并以“国家机密”予以封存，使到司法机关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难以继续审讯。为此，司法机关曾多次致函“总统府”，要求现任“总统”马英九也运用其“总统”特权，将这些“机密卷证”予以解密。

　　本来，马英九宣布将这些“机密卷证”予以解密，是举手之劳，而且也是因应司法机关的要求，有其法理上的正当性，更是符合岛内广大民众的强烈意愿。但是，马英九却一度曾踌躇不决，既担心自己日后也将遭人“照板煮碗”地予以报复，尤其是在他本人也曾经被人以“特别费案”检控过的背景之下；又担心宣布“解密”后，陈水扁会提出“违宪”诉讼及民进党会趁着他的民意支持度“跌跌不休”，绿色团体正拟发动“倒马”街头活动之际，借此话题发动更激烈的“呛马”街头政治抗争，这可是一向“自洁自爱”的马英九难以承受的。

　　但是，马英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甚至可说是“挣扎”之后，终于想通了，果断地就“国务机要费案”的“机密卷证”问题作出了重大的决定，而且还是“一撸到底”，超越了司法机关的“解密”请求，而是将之标定为“注销机密”。盖“解密”也者，表示该批“卷证”仍是属于“机密”，只不过是因为办案需要，而将之“解密”。倘此，可能会为日后留下后遗症，尤其是将会遭到陈水扁“违宪”的指控。而“注销机密”，则表示经过查核，这批曾被陈水扁以“国家机密”为由予以封存的卷证，其实都并不是甚么“国家机密”，完全无须以“国家机密”对待，司法机关可任意查阅使用。而陈水扁将之视为“国家机密”，是滥用了自己的“总统”特权，“挪火为自己煮食”。因此，马英九以比司法机关“解密”要求更为进取的“注销机密”方式处理这批卷证，颇有一石二鸟、连消带打之意，更为自己构筑起反制民进党人反扑的“挡火墙”。

　　当然，以马英九如此守法及谨慎的个性，之所以能作出了如此果断的决定，必然是有其合法合理的依据。实际上，据说马英九曾认真地审阅过这些“机密卷证”，发现其中的“单据”部份，与岛内“国家机密保护法”所指的“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信息、数据完全无关，本来就不应被之列为“‘国家’机密”。至于侦讯笔录部份，即使是属于“‘国家’机密”，按照法定程序，也应由检察系统报请“总统”是否列为“机密”，不应是由陈水扁自行决定列为“机密”，而陈水扁的做法却是完全违背了“程序正义”。何况，就连法院和检方，都已认定了笔录内容并无“机密”可言。

　　马英九以“注销机密”方式来处理“机密卷证”，很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政治效应。因为既然不是“机密”，司法机关在审讯的过程中，就可不用进行闭门审讯，而是公开审讯。而在审讯的过程中，透过公众旁听和媒体报道，把陈水扁子虚乌有的什么“金钱外交”之类的虚假东西，以及以购买日用品以至奢侈品的单据当作是“秘密外交”经费等贪污事实全数抖了出来，即使是在司法上他还可借法官以种种理由予以轻判而避过大劫，但在政治上及道德上，他也已被判了“死刑”。

　　因此，马英九今次能有如此果断的决定，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亲自查阅了这些“机密卷证”。而在实际上，由于这些“机密卷证”已被陈水扁列为“总统”级的“‘国家’机密”，是不可能由别人代为查阅，而必须由作为“总统”的马英九亲自动手。而马英九作为法学博士，虽然他的专业是国际公法，但毕竟也具有宪法学和刑法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当然能够分析这些“机密卷证”是否属于“‘国家’机密”。这一点，可说是“找对了人”，或可说是“撞到了枪口上”。

　　不过，最后促使马英九作出将置陈水扁于死地的“注销机密”决定的因素，看来还是在于马英九目前的处境。实际上，马英九之所以能够高票当选“总统”，一方面是选民们看中并相信了他的“马上就好”竞选口号，将搞好台湾经济、改善民生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另一方面则是极度厌恶陈水扁的贪腐行为，而欣赏马英九的廉洁形象，并希望马英九上台后能够除弊兴良。

　　但马英九当选并就任后，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搞好经济、改善民生的“支票”跳了票，“马上就好”变成了“马上直跌”，马英九的支持者普遍失望。即使是马英九采取再多的补救措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因此，马英九根本是无法以有效的办法，来应对八月间绿色团体一波比一波高的“呛马”街头行动。

　　目前唯一能在短期内“救马”的，就是满足其支持者当初对他的“除弊”期望了。因此，他在一系列“呛马”、“倒马”街头行动之前，作出了注销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的“卷证机密”的决定，应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支持者的期待，并部份抵销“呛马”活动对他的杀伤力。或许，这正是促使马英九这位“不能干的好人”在此问题上，最后突然变得“能干了”的动力源泉。(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