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版权属《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若需转载，务必经该报许可。)

　　在这个两岸谈判的新时代，谈判桌后是两岸政策团队的密集推演和评估。相比于大陆对台政策研究团队的南北之分、泾渭分明而言，台湾的大陆政策研究团队却要纷繁复杂得多

　　大陆：对台研究分南北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郑东阳发自北京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每逢对两岸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时，大陆涉台问题专家们往往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在海协会、海基会首轮复谈时，作为大陆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厦门大学台研院教授陈孔立自然也忙着应对媒体的采访。记者问陈孔立先生，有人说你们这个团体是中央对台工作的“智囊”。陈孔立答道，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研究者”自居，凭借自己的学术良知，把自己研究的台湾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决策者做参考。

　　陈孔立先生的回答，是典型的被海外解读为“南派”学者的回答，不以“智囊”自居，侧重学术研究。

　　南北两派各显锋芒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研究渐成大陆的“显学”，各种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各类学者、专家亦崭露头角。在海外，人们一般将大陆的台湾研究机构分为“北派”和“南派”。

　　按照海外媒体的说法，“北派”的立场比较接近中南海，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或重大的政治事态发展过程中，表态比较强硬。主要的学术机构有社科院台研所、清华大学台研所、北京联合大学台研院等。

　　其中社会科学院台研所一直被外界视为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核心机构，汇集了包括李家泉、许世铨、余克礼在内的不少知名学者，专职从事台湾政治、经济以及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为决策层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对策文案。

　　而“南派”的台研机构，大致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包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上海台研所、福建社科院台研所等等。其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原是成立最早的台研机构，研究人员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比较扎实。加上与台湾只有一水之隔，习俗相近、言语相通等地缘条件，厦大台研院在掌握和了解台湾资讯、研究和探索台湾问题等方面，被普遍认为比较实事求是，因而赢得学界口碑。

　　多年来，海外普遍把厦大台研所视为“南派”意见领袖和业界佼佼者。“南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陈孔立、刘国深以及上海的章念驰、陈启懋等学者。

　　总体而言，“北派”学者的观点更接近中南海，更侧重于动态性的应用研究，更像“智囊”机构；而“南派”学者更加侧重于基础性的学术研究，被称为“学术上的权威”。

　　言行备受两岸关注

　　事实上，无论是“北派”还是“南派”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在一些“对两岸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时，也经常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一言一行受到两岸三地的关注。

　　2000年4月19日，时任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的余克礼一行应台湾政治大学邀请，访问台湾。没想到这次单纯的学术访问，却在岛内引爆一场“余克礼风波”。据香港媒体报道，余克礼在台表示，反“台独”是大陆一贯政策，一个中国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前提及原则，台湾新领导人如果不接受，两岸关系前景将很不乐观。此外，余克礼还批评吕秀莲在当选后依然发表“台独”言论。

　　余克礼的言论立刻引来亲绿媒体的反弹，吕秀莲更是大表不满，直指余克礼“到台湾做客，却大放厥词，未免太过放肆”。对于这趟原本单纯的学术参访活动被政治化、掀起口水风波，余克礼感到遗憾，他强调此行只是如实地向台湾各界介绍大陆的政策主张，绝对没有如台湾某些媒体所指责的“言行蛮横”等问题。

　　此外，这些台湾问题专家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往往被解读为“中央对台政策新思路”。比如2000年，厦大台研院陈孔立教授的文章《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文章设身处地向台湾民众讲解为何大陆要坚持和平统一路线，在两岸引起强烈反响。有分析称，这是大陆要主动引导台湾民众思考和平手段的新做法。

　　重大事件预测“精准”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些涉台专家也往往能做出“精准”的预测。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多数民调显示连战遥遥领先，海内外多数学者也普遍预测“连宋配”将大获全胜。但是陈孔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陈水扁依然有微弱胜出的可能性。他解释说，“连宋”胜算较大，但是仍然有无法估计到的因素存在，最后一刻仍有很多变数存在。

　　果然，陈水扁最终凭借“两颗子弹”这一“突发因素”获胜。岛内有人认为，泛绿如果赢了，陈水扁会效仿尼克松，即当初最反共反华的，最后反过来积极改善关系。但陈孔立预测，陈水扁较大的可能是越来越“独”。事实上，陈水扁在其第二任期内不断推动“法理台独”，也确实如陈孔立所言。

　　当然，这些专家也有预测“不准”的时候。今年6月11日，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在媒体发表文章，就2000年来“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一事，公开向读者道歉。阎学通的道歉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讨论。有分析认为，若相关领域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尊重事实，无论预测结果是否准确，民众自然也会体谅。

　　台湾：大陆政策跟党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田米心发自台北 谈起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必定要论及台湾政治大学的国关中心和东亚研究所。

　　在台湾尚未解严时，只有这两个单位有资格研究中国大陆，当时称“匪情研究”。实际上它们就是台湾“国家安全部门”的组成部分。当年，一个普通人偷看马列的书，就可能依“刑法100条”被抓去坐牢，但国关中心和东亚研究所的人不仅能大大方方地看马列的书，甚至还可以看《毛泽东语录》、看《人民日报》。

　　无论是国关中心还是东亚研究所，都是岛内研究大陆的重镇。早年岛内有关大陆的许多政策，都出自这两个机构。同时也因为他们的特殊地位，这两个单位的许多人也不断进入台湾当局的重要部门。

　　大陆研究三分天下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台湾的各大专院校与研究单位，纷纷设立“大陆研究所”，如淡江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华大学等。除此之外，许多大学内部原有的研究所，也纷纷设立大陆研究的相关课程，如东吴大学的政治系、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台湾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等。

　　一时之间，大陆研究成为台湾仅次于法律、国贸、电机的热门专业，而其中又分“海归派”“本土派”和“第三条路线”。

　　台湾大学是几乎清一色的“海归派”。台大的很多大陆研究学者，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们往往用国外的理论去分析中国大陆的变化。如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就借鉴德国的经验与欧盟的发展，再加上两岸问题的特殊性，来探讨未来两岸走向。

　　第二种是本土派。其中一支，就是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该派主要从中国大陆的决策背景、文化和思维逻辑去分析，但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会陷入人与人之间互动所带来的感受问题，比较“不科学化”。

　　所以，清华大学最近这几年所开设的“中国研究”课程，走的就类似第三条路线，即拿国外的理论，然后到大陆蹲点研究。他们走的是社会基层研究路线，偏向微观研究。

　　岛内的大陆研究除了大学系所外，还有一些重要智库。如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等，都是大陆政策研究的重镇。

　　政党喜好影响决策

　　与早期国关中心与东亚所所处地位的不同，现在台湾的大陆研究系所与研究单位，已经没有以往的显赫地位了。岛内各主要政党很早就在内部纷纷成立或扩充两岸问题的研究单位，如民进党就成立了“中国事务部”。

　　当前影响台湾目前大陆政策走向的，与其说是研究单位，不如说是个人或是随领导者的党派喜好而定。例如1999年的“两国论”，是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研究计划案；2001年陈水扁提出的“统合论”，则由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推荐；前“陆委会主委”、台大教授陈明通所提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宪法草案”，也曾被陈水扁当局认真讨论过。

　　而目前在马英九当局“国安会”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咨询委员的专家，多数由长年与马英九私交良好或其幕僚熟识的台湾政治大学学者担任，且多是从美国知名大学毕业的“知美派”国际关系专家，如苏起、何思因。此外，“知日派”的杨永明，以及在大陆有广厚人脉的政大东亚所博士陈德升，也是马英九在大陆政策上倚重的对象。

　　电子媒体扮演“太上皇”

　　要完整了解台湾的大陆政策与大陆研究，就不能不提及媒体的角色，尤其是电子媒体。

　　许多大陆民众都知道台湾的政治光谱分成蓝绿两块，其实台湾的电子媒体也分成蓝绿两块。它们泾渭分明，不但鼓动双方的支持者走向极端，也制约着双方的政治人物及大陆政策。

　　例如在民进党“执政”八年中，许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都曾打算改进民进党的现行大陆政策，但这种努力常常遭到来自泛绿媒体的杯葛，如早期年代MUCH台汪笨湖的《台湾的心声》、三立的《大话新闻》与民视的《头家来开讲》。

　　它们不但对那些想要改进民进党大陆政策路线的“立委”、官员，动则以“中国X”、“西进X”来蔑称，更鼓动听众罢免这些“立委”、官员。套句大陆行话说，就是“下指导棋”。这使得在陈水扁八年期间，民进党错失许多与大陆改善关系的机会。因为没有政治人物敢与这些媒体、听众说实话，长期下来，不但民进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薄弱，而且路线也越来越极端，最后的结果当然是2008年“立委”选举及“大选”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