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皆知，侯宽仁起诉马英九的理由是：特别费是“公款”，且应“全部用于公务”。台湾《联合报》今日刊登社论指出，但是，同样一个侯宽仁，于不起诉谢长廷及苏贞昌之后表示：在谢苏的“特别费帐户里”，“支出多于收入”，所以“不必管特别费是什么性质”(按，亦即不论特别费是否“公款”)，都不必再逐笔逐项细查细究，也都没有贪污的问题。

　　侯宽仁说，本案中没有查到“赃物”，也就“不必管什么叫做赃物”。这意思是说，不必再论特别费究竟是“实质补贴”或是“公款”了。但是，既然“不必管什么是赃物”，如何查赃？

　　社论指出，侯宽仁的说法漏洞百出。因为，马案起诉的主要理由是认定“特别费是公款”，且应“全部用于公务”；但侯宽仁等怎可只因谢苏的特别费帐户“支出多于收入”，即未再逐笔逐项核对支出与“公务”是否有关，而径自认定其“全部用于公务”？在谢苏案中，侯宽仁等其实是根本“没有查赃”，而不是“没查到赃”；因为，只凭“支出多于收入”的理由，无论如何皆不能获致“全部用于公务”的结论。

　　就马案论马案，至少侯宽仁的侦办逻辑是自具自足的：首先建立了“特别费是公款”的前提，且否定了“大水库”，所以逐笔逐项查究马英九及其整个家庭的全部金钱收支，再判断“特别费帐户”是否“全部用于公务”。

　　社论指出，但是，在谢苏案中，侯宽仁等仅因“支出多于收入”即未再逐笔逐项细究，形同抛弃了“特别费是公款”的前提；因为，既是“公款”，却未逐笔逐项细究，如何证实“全部用于公务”？又如何查得到“赃”？

　　谢苏在市长或县长任内，特别费“领据结报”(不需发票)的一半皆直接汇入私人帐户(与马英九一样)，但侯宽仁等以谢苏帐户“支出多于收入”，且采“大水库理论”，即未再逐笔逐项细究；至谢苏转任“行政院长”或“总统府秘书长”，改以现金支领，侯宽仁等又说“委实无法追查其金钱流向及用途”。至于谢苏特别费“凭证结报”(需要发票)的一半，侯宽仁等一方面认定均系“公务支出”，另一方面又称为“保护隐私”而拒不公布细目。不仅如此，侯宽仁等又以“被告无须自证己罪原则”，一句话就免除了谢苏自辩无罪的责任。

　　倘若以此与马案对照，则何以马案不采“大水库理论”？何以马案必须逐项逐笔清查？又难道台湾制度对“汇入帐户”或“支领现金”竟然课以不同的法律责任？又何以马英九的“公务支出”即不受“隐私保护”而予全盘公布？更何以马英九竟被褫夺了“被告无须自证己罪原则”？

　　社论表示，这一切的双重标准，这一切的政治操作，其主要根源皆因侯宽仁在马案中将特别费认定为“公款”，且“应全部用于公务”；但在谢苏案中，他却公然抛弃了此一前提，竟称“不必管什么是赃物”，且既未细查相关金钱的流向及用途，则自然不知是否“全部用于公务”，以致未能追究谢苏案的真相。

　　侯宽仁等在谢苏案中未对“特别费”不需发票的一半究竟属“实质补贴”或“公款”作出认定，显已失职；如今竟然以“不必管特别费是什么性质”(即不问其是否公款，及是否全部用于公务)，来为谢苏开脱，这更是公然的政治操作。

　　社论指出，其实，特侦组侦办谢苏案，亦明明知道已陷于双重标准；然竟辩称马案是“查黑中心”侦办，谢苏案则是“特侦组”侦办，标准自有不同。但是，同样一个侯宽仁，在查黑中心办马案时认定“特别费是公款，应全部用于公务”；但到了特侦组办谢苏案，竟然成了“不问特别费的性质，查不到流向与用途，被告无须自证己罪”。试问：连侯宽仁自身都不能“一体”，如何“检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