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日社论说，台湾“教育部”对中、小学教科书全面“去中国化”的动作，说穿了，是想在下一代脑中植下“一边一国”的种子，从根源切除与中国大陆的联系，逐渐建立起一个完全以台澎金马为疆界的“国家”意识。但，目前这还是一个既敏感又高度冲突的议题，以粗暴手段强行灌输“台独”思想，将让台湾社会进一步深陷于分裂仇恨中。

　　社论引述台媒报道，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认为当前中小学教科书用语混淆，主动指示委托学者专家研究，受委托的“台湾历史学会”提出了一份检核报告，列出多达五千项的“不当用词”，“教育部”随即将这份报告函送“国立编译馆”及各教科书出版社“参考”。虽然杜正胜表示这不是“去中国化”，“教育部”函也只称供“参考”，但任何人都知道，编撰教科书的出版社如果想让教科书通过审查，当然必须非常“认真”地参考。

　　社论指出，这份报告几乎是针对“国家”定位而来，每个把台湾视为广义中国大陆之一部分的习惯用语，无论是基于文化、传统还是政治，都要予以纠正。例如鲁班不再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木匠，而是“中国”，“国画”应改成“中国水墨画”，“国字”改成“中国字”，“两岸”改成“两国”，“明代”要讲清楚是“中国明代”。这些习惯用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如果按照新的要求全部都改过来，恐怕大街上的“川菜馆“也都得加上“中国”两字，“国语”当然更得正名为“中国语”了。

　　很明显地，这是一个目的性极强的政治动作；而且与其说是“去中国化”，不如形容为“一边一国”教育，是为“台湾独立建国”打底的基础建设。看来杜正胜想赶在陈水扁任期最后的这段时间，以“教育部长”拥有的公务职权，把台湾幼苗都教导成相信中国大陆是和台湾相区隔的另一个国家，从源头开始调整下一代的思考方向，浇灌一套完全把中国大陆当“外国”的“国家定义”，为将来的台湾社会培养出愈来愈全面的“台独”意识，终至让“台独”成为长久的主流、永远不败的政治正确。

　　社论进一步说，“国家”认同是感性而主观的，各人有不同主张，很难彼此说服，只能相互尊重。但“国家”定义却往往是个政治决定，这个决定权大部分掌控在当权者手上，而且愈是霸权心态，愈不愿给予不同声音辩论、妥协与包容的空间。拥有历史的解释权与“国家”的定位权，是权力最极致的展现，能让当权者享受到权力的得意畅快。藉此留下历史地位及塑造未来走向，更给人极大的自我满足。取得政权之后的民进党当局，试图改变“国家”定位，实现自己长久的“主权理念”，并不让人意外。

　　问题是，台湾是个民主“国家”，任何决策都应该符合民主与法定程序，取得充分的民意背书，何况是定位这么重大的基本问题。更别提对台湾已经严重撕裂的社会来说，这更是一个极端敏感，甚至痛苦的议题。但是，在“教育部”推动“一边一国”教育之前，我们不曾看到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得到任何形式的民意授权，不曾看到与全民沟通、对话、取得基本共识的尝试，甚至不曾明白告知这些动作真正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就算是弄成个“公投”案，或者2008候选人纳为政见，让大家有机会表示个意见也好，结果却完全不走民主法治的正当程序。“教育部长”只负责推动教育，凭什么权力替大家重新定义我们的“国家”？“总统”都未必有权片面决定了，一个“教育部长”和一个立场鲜明的学术团体，哪一条法律给他们这个权力？

　　而且，既然大家唾弃过去以一元思考强加于他人的霸道作法，反对以未经民意认可的政治论述进行洗脑式教育，在迈入自由开放的新时代后，我们应该学习尊重多元包容异议，让不同的声音都有平等的表达权，这样台湾的文明才算有进步，过去的伤痕才算有代价。结果我们看到的是，除了强迫别人吞下的是另一套说法之外，手法和过去一样专制，思考和以往同样一元，论述依然只容一言堂。就思考的霸道性来说，民进党并没有比国民党高明，而且还因自居族群多数而更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

　　社论最后说，这些年来，在挑拨下急速撕裂的族群关系，让台湾社会付出了惨痛代价。操作“国家”认同时如果不愿尊重其他族群，甚至刻意打压，很容易引发生存被威胁的焦虑不安，导致对立益发激烈，和解继续无望。这完全无助于求取一个共同的“国家”方向，也将伤害台湾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