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载社论指出，马英九特支费案昨日开庭，出现了意外的发展。　

　　证人吴丽洳前次出庭作证，遭检方指责证词与侦查笔录不符，证人当庭表示那是因为侦查笔录的记载并非她实际的证词；审判长谕令定期勘验侦查笔录。辩方律师比对录音与笔录内容，发现多处关键证词发生证人所描述的情形，状况严重，请求法院于昨日提前勘验，公诉检察官当庭表示反对，根本拒绝勘验，理由是录音与笔录内容“并无出入”。审判长决定仍依原订时间，下周一下午当庭勘验笔录。

　　根据已经曝光的录音内容，与笔录相较，类似以下的例子，可能也会被称为“并无出入”。录音内容为：“问：‘五年前你是否在街上遇见张三？’答：‘不记得了。’问：‘你是不是认识张三？’答：‘是。’”而笔录记载为：“问：‘五年前你是否在街上遇见张三？’答：‘是。’”两者之间，第一个问题接上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并无出入”吗？检察官一句“并无出入”，道尽了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不实笔录的滥权弊端有多严重！

　　社论说，如果检察官认为这也叫做“并无出入”，其实很难解释为何当时会认为吴丽洳的证词与侦查笔录有所出入。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在于检察官在本案之中采取的双重标准，而是如此强辞夺理只能显示把笔录记载做为追诉证据的手法，多么司空见惯，竟然到了检方眼见笔录不实一望即知，竟还敢呛声指鹿为马，抢白“并无出入”的程度，这样的笔录与录音之间若是“并无出入”；以后检方是否也可比照同样标准办理伪造文书的案件，对于任何类似的公文书不实记载，也以“并无出入”加以认定！　　

　　本案涉及的侦查笔录是侯宽仁检察官的杰作，他回应媒体的询问，一派轻松地说，从头到尾听一遍录音，就知道原意为何。问题就出在要重听录音带，如果不是审判庭决定勘验笔录，谁会在审判中从头到尾听一遍录音，去瞭解侦查笔录中并不能真正展现的证词原意？谁不知道审判中勘验笔录的机会微乎其微？否则怎敢恣意指使记录；少被勘验的侦查录音存档反而会成为假设笔录“并无出入”的印象工具。周人蔘案中，也一样有检察官的杰作在审判中遭到揭露，被告因此被判无罪，老吃老做的征象明不明显？

　　今年是解严二十周年，检察官用“并无出入”的侦查笔录追诉马英九刑事责任，真是纪念解严的绝佳方法；办案手段与戒严时期的习惯相比，也是“并无出入”。马英九曾是国民党当政时期的“法务部长”，民进党口诛笔伐国民党掌权年代检警如何用不实笔录诬陷良民，罄竹难书，现在政党轮替之后，检方使用“并无出入”的笔录对付马英九，政党轮替后的权力面孔，显也“并无出入”。马英九的个案如何发落不是重点，重点是曾经担任“法务部长”的人也会遭此待遇，想想其他升斗小民“并无出入”的惨痛经验与人权威胁会是如何！

　　社论认为，该问的是，这样的笔录与录音，是否真的“并无出入”？还是已有“伪造公文书”、“滥权追诉”、“诬告”等问题存在？台北地院另一庭的审判长李英豪，于审判中发现犯罪嫌疑而径将官员移送侦办，本案是否应该比照办理？如果检察官光天化日在法庭之前指着如此笔录说是“并无出入”不虞任何后果，也无任何制裁，以后将如何杜绝笔录与录音之间继续“并无出入”？侯宽仁侦办马英九就是如此，其他检察官侦办其他任何人为何不行？审判庭该不该告诉检察官，什么叫做“并无出入”？移送侦办，不是定罪，不是起诉，只是移送侦办而已，如此“并无出入”真的连移送侦办的程度也不够吗？

　　检察官掌握决定笔录记载的实质权力，引导证人在笔录上签名，不告诉证人签不签名其实是证人的选择，利用法庭绝少真正勘验侦查笔录的机会，扭曲笔录记载、“制造”笔录内容、伪造笔录、诬陷被告……，事例甚多，不自今日始，民进党的朋友们知之甚详，夙负声誉的司法改革团体也久有诟病，现在马英九的特别费案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摆在全体人民前面，为了司法改革，为了保障人权，有识之士该不该再一次站出来大声疾呼：是“伪造文书”，不是“并无出入”，对马英九不可如此，因为对任何人均不可如此！就让不实的侦查笔录，从此在司法史上绝迹，也不枉费解严廿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