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9日电 台湾“检察总长”陈聪明昨天召开检察长会议讨论特别费案，会议结论是：已起诉的案件由法院审理，侦办中的案件则视主观认知、客观情形等作个案认定。台湾《联合报》9日社论指出，这意味着分歧的检方还是分歧，会议根本没有结论。原文摘录如下：

　　检方不敢定出统一标准，形同听任被告各凭运气；碰上甲检察官无罪，碰上乙就有罪。那么，各地检察署岂非成了司法赌场，被告但看手气；而检察官岂非成了神棍，让被告抽签决定有罪无罪即可！

　　我们认为，这是检察体系的严重失职。在检察长会议前，检方曾进行各地检署检察官之意见调查，调查结果，在愿意表示意见的十六个“地检署”中，认为以领据支领的特别费是公款的占半数，但同时认为支领首长不构成犯罪的也占半数。换言之，不论以领据支领的特别费之法律性质为何，多数检察官认为领用首长没有犯罪故意，以及未使用诈术，而认定不构成犯罪。在此情况下，检方理当作出一定的见解方属合理，所谓“个案认定”根本是推卸责任。

　　就所有领用特别费的首长而言，其支领程序其实是一致的，即按照会计单位的要求办理；就用途及核销等而言，亦属行之有年的行政惯例。因此，除非某一特定首长确有特殊情形而待另行检讨，否则这类以领据领用特别费的争议案情几为一致，又何来个案认定的余地？所谓个案认定之说，当然只是不敢表态的托词。

　　至于已起诉的案件听由法院审理云云，更是遁词。正因特别费案出现“北有罪，南无罪”的歧异，又有民进党“四大天王”涉案迟未处理，造成了极不公平的状态，亟须由检方表示统一的意见。因此，检方应有的作为是：或者决定采无罪说，让法院了解检方立场，让辩护人得为被告主张；或者决定采有罪说，而命各地检署及特侦组积极侦办其它案件。但像现在这样，由单一被告为所有潜在被告充当法律实验品，然后将全部作决定的负担及风险推给法院，让法官的判决承受可能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批判，这委实是非常不负责任且懦弱的表现。

　　说到其它特别费案，从查黑中心时代到现在的特侦组都列名其中的侯宽仁检察官，先是拒绝南检协调要求、急于起诉马英九于前，却又故意搁置了民进党“四大天王”案于后，显然最失专业立场。侯宽仁曾说，“四大天王案接案晚一个月、人手不足”所以未办；但如今，不知几个月过去了，查黑中心亦已转成了特侦组，试问侯检察官目前的进度又在哪里？检察官自称依法办案，不管政治；但对个案积极侦办或消极处理，缓急之差异确已造成影响，其实就已经介入了政治。倘谓检察官对于这一点不能了解，那真的有负其所受教育训练；而若检察官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竟仍然这样做，居心何在，便殊堪玩味了。

　　如今因特别费而成被告者至少已百余案。检方听任特别费案意见分歧，则各地检署受理的案件势必仍将出现相同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于是，继马英九之后，将有许多人可能因此而遭起诉，但也可能有许多人避开了官司。这对法律正义来说，实为不可想象的景况。

　　或有人说，纵然检方意见分歧，但起诉到法院也未必定罪；甚至寄望“司法院”乃至法院会考虑统一见解。然而，即使如此，诉讼过程中造成当事人受到的不利境遇，又将如何弥补？总之，检方这次懦弱不表态的处理，非但失职，亦丧失了主持正义的司法精神。

　　过去有检察官办案不听上级指挥受到惩处，各界一有质疑，检方总是搬出“检察一体”作为挡箭牌。如今，真正需要“检察一体”，以统一见解来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却成了噤声寒蝉。检方是不是政治打手，现在已是十分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