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日，就会有人质疑我，说我每年演讲多达200场，又累计出版了100本书，哪里有时间念书呢？于是一些难听的批评随之而来，像什么 “哗众取宠”、“不学无术”之类的。

　　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好：“彼得说保罗如何，其实正是彼得在说自己如何。”因为彼得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拿来要求别人。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彼得对自己有较高的期许，只是他本人未必察觉罢了。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我也承认“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任何人对我的批评我都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地来要求自己。如果必要，我也会据实相告，藉以化解不必要的误会。

　　先说一段插曲。我的台大同事陈文团教授有一次告诉我：“有人批评你经常晚上去演讲，都不做研究。我就回答他：‘傅佩荣晚上去演讲，总比我们在家晚上看电视要好。’”试问：教授到了中年以后，有多少人是在白天上课教书与做研究之后，晚上还认真读书的？这位同事在我背后为我辩护，真是合乎朋友之义。他说的是实话。我有时晚上没有演讲，也同样是坐在电视前胡乱转台，等到累了再去睡觉。晚上挑灯夜战，实在并不容易。

　　我在台湾的教学与演讲，确实占了很多时间，但我只要体力可以负荷，总是乐此不疲。那么我什么时间读书呢？看来我只好透露个人的秘诀了。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都秉持 “四不一没有”的策略。所谓“四不”，是指：不碰政治、不上电视、不应酬、不用电脑。所谓“一没有”，是指：没有手机。这些在今日看来，显然需要一一解释清楚。

　　首先，我不碰政治。台湾的政治发展既不是很正常，也不是很健康。我知道自己是外省人第二代，在政治方面平白增添很多不利的先天条件，既然如此，又何必沾染太多复杂的事情？我不会放弃投票的权利，但是要我公开谈论政治问题，或表态支持谁，那就敬谢不敏了。

　　其次，我“在台湾”不上电视节目。这是因为一上电视，你就成了公众人物，随时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而我奉行斯宾诺莎的格言：“善于隐藏者，乃善于生活。”至于在香港凤凰卫视与山东卫视上节目，则一方面是为了推广国学，尽些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则是台湾看不到这些节目。至于不应酬，则不必多作解释。

　　但是，不用电脑又是怎么回事？主要是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那么，我在新浪与搜狐的博客是谁在管理？说来惭愧，是我在北京的出版界朋友帮忙及管理的，我自己则是每个周末请女儿借电脑让我看看评论罢了。

　　最后，我没有使用手机。别人找我，都是打一个固定的电话，录音之后，我再一一回电。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二十多年以来的生活方式，简直是单纯又单调到不易想象的地步。许多朋友戏称我为“今之古人”，良有以也。

　　然后，我的“四不一没有”为我省去了大量的麻烦，也让我可以专心读书。说到读书，我下次将写的《翻译的妙用》一文，意在告诉大家：读书在精不在多，尤其是哲学方面，更是如此。何况每个人的用功程度与领悟能力不同，我们又何必单单以读书的“时间”来判断别人的学问呢？以上算是简略的自我辩护，不值得识者一哂。其他相关的质疑，则涉及经典的解读，容后再叙。

　　(作者：傅佩荣 台大教授、著名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