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

　　国民党没有大牌理论家

　　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

　　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国民党的一切政治计划和安排都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1930年代国民党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真正知道孙中山巨大价值的是毛泽东和陈伯达

　　中共则以意识形态起家。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共党内，“当家的”多是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就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解释孙中山的制高点。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

　　去台后蒋介石开始重视“国父”

　　1949年去台后，国民党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并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蒋介石在1950年代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证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这样一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大陆在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而不用过去年代的称呼“国父”；孙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这些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两岸对孙中山的看法越来越接近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无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三民主义”研究单位纷纷改名，各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但相信一段时间后，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进入21世纪，内地的近代史学家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了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学术化研究兴起。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两岸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