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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海祭:拼接两岸记忆
1949年前后,包括退守的国民党官兵在内,来自大陆各阶层有近两百万人渡海抵达台湾,他们面对的将是不可预测的未来。太平轮海难,则是这场大迁徙中的悲剧性标志。在战火频仍、生命卑微的历史洪流里,鲜有人留意这一船亡灵,900多人长眠深海。当两岸的罹难者家属终于有机会在失事海域祭奠亲人,辗转合上这页历史的记忆,时光已经悄悄走过了61年
本刊记者/杨敏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县白节山附近,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安静地落在海面上。五级风,温度25摄氏度,这是嵊泗海域这几天以来最好的天气。在距离白节山约一公里处,两艘渔船渐渐地停了下来。其中一艘船上站满了互相搀扶的老人,船头飘着的旗帜写着“太平轮协会赠”的字样。老人们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节山灯塔方向默哀一分钟。之后,老人们轮流走上船头甲板,默念给亲人的祭文。
此次海祭的发起人之一、太平轮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此次活动,是为寻找两岸记忆的拼图。
离散的记忆
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本是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的上海小姐。1948年底坐太平轮来台后,将身份证原籍从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此后,一直以客家人自称。1980年代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后,司马秀媛曾拿着发黄的地契让张典婉有空去上海看看。等看到女儿从上海拍回来的中学照片,她失声痛哭。
2000年10月,司马秀媛在台湾去世。在一张旧桌子的上了锁的抽屉里,张典婉发现了母亲与父亲在1946年的上海身份证,三根从上海带到台湾的金条,一个记满了上海时光的记事本。张典婉说,“我母亲与外婆都是在1948年底坐太平轮到台湾,生前她有许多关于太平轮的回忆,她一直觉得自己命大。看到她的东西,我大哭。”一直在台湾从事媒体职业的张典婉开始想写一本有关家族史的书,书里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有山岳叠嶂的台湾苗栗,还有一艘从上海开往台湾的太平轮。
2004年,张典婉参与录制凤凰卫视《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她与制片人洪慧真在两岸三地寻访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她说:“自从我开始做这些事情,我生命里的天使一个一个都来了,他们都是我的天使。”六十年来一直隐没在世界各地的太平轮幸存者、遇难家属和目击者陆续出现,让艰难的寻找多了一些温暖和感喟。
“在甲板上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
“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白节山上,我爷爷、父亲、叔叔三个人都在白节山守灯塔,我爷爷是队长。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爷爷值班。”在浙江舟山市嵊泗县的一个狭小民居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了当年太平轮沉船的目击者,83岁的周文华。1949年1月27日,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周文华的爷爷听到海上传来呼救的声音,急忙命令人们去渔民家里找渔船。”最后大家找到了三条渔船,但是他们商量之后,最终决定放弃救人。因为每条船最多只能装十人,除去船上的三个人,每条渔船最多只能装七个人。如果过去救人的话,这三条渔船也会沉。”周文华回忆,“当时白节山的村民都知道了,来灯塔看。我用望远镜能看到好多人在甲板上喊救命、拜菩萨,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不到半小时船就沉了,之后人们都回家了。”第二天天刚亮,周文华爷爷就让渔船出海救人。但是出事的海面已恢复平静,什么也没有。最后渔民们带回来三只樟木箱子,里面有些旧衣服。这是目前为止,太平轮留下的最后遗物。
十五岁的王兆阑趴在一块大木板上,也许是漂得太远,没有被渔船发现,而是被一艘路过的澳洲军舰救起。和她一起被救的,还有另外三十五人。“我落水时还牵着我小妹,一下去我小妹就没了。我就抓着一个人的腿,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个人就抖啊抖啊,他一把将我拉到一个木头箱子上坐着。箱子周围人太多,还没过一会儿,那箱子就翻了,我就又沉下去了。一个浪打来,我又抓到一块很大很长的板,上面躺了三个人,我躺在中间,我们三个人没死。海里面的声音没办法形容,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和王兆阑一起被救起的,还有28岁的叶伦明。叶伦明常年往返于台湾和上海之间,做羊毛生意。他记得,他落水的时候看见海面上漂着一层毛绒绒的东西——那是自己从上海运往台湾的羊毛。
而在龙应台的文章里记录着也还有人在沉船的一刹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悄然滑落。
太平轮上不太平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被歼灭。解放军在长江北岸集结,剑锋直指南京、上海。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各个战场败退的人潮,蜂拥到上海的港口等待赴台的航船。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夜。这本是个团圆的日子,但对那些离岸登船的人来说,却充满了连年战争的焦虑与去国怀乡的离愁。“两边也不知道打多久,所以父亲之前就先去了台湾,把我家的餐厅也搬到台湾去了。他去台湾前,还将黄金镶在自家的墙上,后来才回上海,又一块一块取出带回台湾。”太平轮幸存者,在台湾做过图书管理员的王兆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后来轮到我母亲离开时,她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丢,布也是整匹整匹地带。我们上太平轮的时候口袋还揣着飞机票。就为了保留这些家当,结果都遭遇不幸。”
太平轮,本是中联轮船公司下属的一只货轮,因向台湾大规模运送人员、物资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改装成客轮。3个月间,太平轮一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间往返了35趟,搭载了无数人到台湾落地生根。1949年1月27日傍晚时分,太平轮如常驶出了黄浦港,满载着战乱中的人们对于安宁生活的渴望。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实行宵禁,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在浙江嵊泗县白节山附近一头撞上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建元轮很快沉没,太平轮在十五分钟后随之沉没。这艘夺命之船当时满载着达官名门,如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妇,在海南岛接受日本军投降的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蒋经国密友俞季虞,蒋介石奉化姻亲、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儿子,也有著名音乐家,抗战时期担任国立南京音乐学院院长的吴伯超。据女儿吴漪曼后来回忆,父亲急匆匆去台湾,是为了给音乐学院选个迁台后的理想校址。但吴伯超却永远到不了台湾了。世界著名“神探”李昌钰之父李浩民也在海难中惨遭灭顶。李昌钰时年十一岁,是李家最小的孩子,从此家境每况愈下,李昌钰无力读大学,只好投考不收学杂费且供膳宿的警校,成就了日后的神奇功业。
太平轮沉没后的第五天,《大公报》第四版才刊登了太平轮失事的消息以及遇难者姓名。包括乘客及船员在内的932人,以及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300多箱,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钢材600多吨,全部葬身海底。
中联公司大股东蔡天铎之子、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泰坦尼克号》一文回忆,当时的报纸里,上海大报《申报》对太平轮的报道也只是一个标题而已。据老人周文华回忆,在他居住在白节山的那一年里,没有人来打捞沉船残骸和死者遗体。
仓皇乱世,生命如蝼蚁般渺小,常常被席卷而去而又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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