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 成败不着于心

　　2008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五，很多人都还在新年的欢乐氛围里，一场无名大火烧毁了云门舞集位于台北县八里乡的排练场。云门舞者的“家”垮了，云门35年心血付之一炬，很多人哭了。

　　对多数人而言犹如“天塌下来般”的这个无情重挫，云门舞集创办人暨艺术总监林怀民当时没有时间悲伤，只能以“接受”的态度紧急善后，他平静地说：“这是上天给云门的试炼”。

　　大火过后，有一天，林怀民和同事走在淡水街头，勘察云门的新落脚地点时，一位呼啸而过的年轻摩托车骑士突然煞车走向前来，问林怀民：“你是林老师吗？加油！”让林怀民对许多识与不识者的关心，点滴在心头。

　　要了解林怀民到底用什么样的心境，带领云门度过这个外界看来“重大挫折”的考验，得回头看他对“失败”所持的态度。

　　1973年成立以来，云门获得岛内外赞誉无数，从世俗眼光来看，不论林怀民个人或云门舞集都是成功者；但事实上，身为财务必须自给自足、长期在存亡边缘挣扎的独立当代舞团，云门35年来遇到的考验、挫折或“失败”，数也数不清。

　　1988年，成立15年的云门，虽然已是外国记者来台必访的“台北一景”，但在众多压力与因素下，不得不决定“暂停”。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个“大失败”，但林怀民说：“停掉那天，我高兴的不得了！”

　　早在1986年，林怀民就想结束云门。当时云门第一代舞者多数已30岁，有了家庭、孩子，但云门无法给他们更好的经济条件，加上当时他已在公立艺术学院(现在的北艺大)舞蹈系任教，在舞团与学校奔忙犹如蜡烛两头烧，所以兴起云门休团的念头。

　　他开始展开人员的安顿工作，例如安排资深舞者去教书，协助年轻舞者到纽约深造等，虽然云门休团前还有八个国家的邀约，但当时的林怀民累了、也没钱了，“我觉得好棒，两年计划完成了。”他回忆当时彷佛松了一口气的情景。

　　人生字典没有成功或失败

　　“当时我没有想过云门以后会复出，也没有觉得我失败了，我想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失败’或‘成功’的字眼，只有事情‘顺不顺’，如果不顺，就想办法解决，让它顺。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成功；同样的，有时外人觉得我失败，但我不觉得自己失败。”

　　的确，做了这个决定后，林怀民休息了，很多舞者去读书，后来云门1991年复出登台，舞者再归队时，整体状况比之前好很多。从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失败，反而是个成功的转折点。

　　对于这种失败与成功总是以彼此分身或孪生出现的情况，林怀民一直有很深的体验，也养成他向来不思考成功或失败的习惯。

　　联考就是一例。初中考高中，他差三分没考上台中一中，外人觉得这是他的失败，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因为“我考前整个月都在看武侠小说，看得很开心”；大学联考考上政大法律系(来年转新闻系)，没考上台大，对家族成员几乎都“系出台大”的林家而言，他的成绩被视为“家族的大失败”，但他却说：“天知道我考前才开始K书，这是失败吗？也许是成功！”

　　他再举例，在时间仓促下，云门的一些舞蹈作品未臻完善，或舞者演出不尽完美，但观众很喜欢，从外在眼光看来，是成功了，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有时则情况刚好相反，观众可能对某舞作的反应一点都不激昂，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个失败的作品，他却觉得很满意。

　　林怀民认为，经营企业，成功比较容易定义，至少赚钱就是成功；但“做我们这一行，不敢想成功，因为云门一直在经济拮据中求生存，创团19年才拿到第一笔政府补助，常常不知道怎么活到明年，哪有心思想成功这件事？”而且作为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云门成立后没有其它团体的经验可借镜，事情进行的不顺，就设法改善，自己摸索着去解决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表演团体今天晚上的成功或失败，明天不保证重演，这个作品的成功，与下个作品的成败，也完全不相关，所以，云门从来没有庆“功”宴，因为“就算今晚很欢腾，明天却一无可恃”。而明天过后还有明天，每天都是从头开始，幕拉起的那一剎那，绝对要捏一把汗，却不保证一定成功；但如果有一天掉以轻心，不再捏一把汗，绝对垮。

　　不断尝试:每天都是新开始

　　“艺术需要你五体投地，但它不见得对你微笑，你一刻都不敢疏忽，但有时好像也不能太认真。”林怀民感触很深地说，这种永远必须重来的心境，只有“一试再试试不成，再试一下”的歌词，差可比拟，也让他完全没有时间去想成败这件事。

　　林怀民坦言，年轻时压力比较大，常沮丧，觉得社会上那么多人对他有期待，会让他不自觉地夸张某种情绪；现在反而不觉得自己有啥形象需要维护。虽然因为长年“抛头露面”，自然有些人认识他、多瞧他几眼，但他照样坐捷运、外出，有人跟他打招呼，要签名，他也从来不会觉得有啥不方便或被干扰。

　　林怀民“成败不着于心”的修练，深受家风影响。

　　出身嘉义县新港乡的林怀民，父亲林金生曾任考试院副院长，可说是嘉义的书香望族之后，从小父母认为小孩把书念好、把事做好是理所当然的。

　　林怀民记得，他小时候考试考98分，母亲就问他：“还有两分去哪了？”即使考100分，回家也从来不会有奖品。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有些人家里较穷，晚上只能在路灯下苦读，所以，母亲更是觉得：“你在家里面念，念的比别人好，是应该的。”让他每次看到有人在路灯下念书，就担心自己可能又要挨骂了！

　　这样的家风，让林怀民从小认为做就对了，做好更是应该的。他形容自己：“我从小有个特质，就是台湾话说的‘认份’。我的叛逆性不高，艺术家气质不够，从来不曾翻脸拍桌，而是迂回曲折地走到现在的位置。有人觉得我排舞时嗓门很大、很怕我，我想那只是温和的强悍。”

　　几件年轻时经历的事，更让林怀民早就习惯失败，认为失败是理所当然。

　　林怀民曾是震惊台湾文坛的早慧型作家，初三第一次投稿，就被当时文坛名家林海音主持的联合副刊所采用。他再接再励，勤写不辍，但不见得每一篇都会被采用。当时甲报退他的稿，他就投给乙报，乙报退稿，他就投给甲报，真的都没人要，他就把稿子给扔了。

　　这让他年纪轻轻时，就体会到“被退稿，是人生的必然”的哲学式启蒙。

　　还有一次，云门成立第一年，他和朋友出门贴海报，心想西门町人潮最多，便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挨家挨户询问，可否让他们贴海报。

　　一个下午下来，只有一家商店愿意张贴，朋友为他打抱不平，大骂店家不支持艺术。林怀民却对他说：“愿意放我海报的那家，我很感谢他，其它不放的人，我一点都不生气。想想看，如果是你家，你愿意随便让人来贴东西吗？”

　　“被人家拒绝，我认为是应该的，我接受它，然后处理自己，把自己摆平，就是做好管理的第一步。”林怀民说，他很年轻就学不把情绪放在人之常情上。

　　做为编舞家，他说，艺术创作到底要认真、还是该轻松，是种随时都在浮动且不断调整的状态，“有时只要能把觉睡好，音乐听好，每天精神饱满，一步步做好，就成了，虽然也不见得每次都有效”。

　　但身为舞团的创办人及管理者，他却必须管理好自己，才有办法让舞团运作顺利。他天天都希望自己能早起、运动，再编舞，却几乎做不到，这让他颇感无力。他说：“我真的对这件事很懊恼，自己管不好自己，不能早起，是可耻的，让我觉得自己天天都在失败。”

　　因此，即使早就享有来自岛内外的肯定与成就，林怀民说：“也许我从来没有成功，但抱着遗憾继续活下去，也不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忙惯了，永远在讲，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相信一定要去做，但没有一定非要成功不可，失败是理所当然，成功也是应该的，干活就对了。”

　　面对失败，记住它

　　从事舞蹈多年，林怀民最喜欢看舞者谢幕，因为那自信的身影“漂亮极了”，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优美诠释。

　　1975年云门开始出境表演，“我们不允许自己失败，因为台湾的面子在我们身上。”这可能是所有舞者共同的心声。但林怀民说，经过30多年在国际上“走跳”，现在云门舞者自信、自在，再也不怕没掌声。

　　只不过，上台演出紧张、怕失败，在所难免，不只舞台新人，即使资深舞者也一样战战兢兢；万一有人表现不理想，林怀民希望舞者对待“失败”的态度，不是淡然处之，而是“记住”。

　　一位年轻舞者第一次出境公演，演出后得到热烈掌声，高兴到整晚念念不忘。林怀民不希望他得失心太重，影响到隔天演出，轻轻提醒他：“拜托一下，你赶快去睡，不要再想这件事！”

　　第二天，这位兴奋的年轻舞者照样上台，却在某个段落一个很小的细节上，没有跳好，虽然观众都没有看出来，但舞者自己心里清楚，林怀民更看在眼里。

　　谢幕时，观众同样给予热情掌声，年轻舞者跟着舞团成员第一次谢幕完后，还想出去再谢幕时，却在后台被林怀民拉住。

　　林怀民告诉他，今天没有跳好，没有资格谢幕，并要他在幕后站定，直到其它人谢幕完。“我就是要他记住失败。”林怀民说。

　　加分主义取代扣分主义

　　对于台湾社会向来只鼓励成功，很少教人学习如何面对失败，林怀民认为，台湾应加强年轻人的“失败教育”，不要以为学业成绩是唯一的成败标准。

　　他说：“年轻时，我是‘扣分主义’，一直在问自己，我怎么没有做到那样；现在我是‘加分主义’，我本来就做不到那样，所以，只要多做到一点，我就加分。”

　　他忧心台湾年轻人没有青春期，因为现在的青春期几乎变成了消费期；他并希望社会应多给年轻人空间，不论家庭或学校教育，对于年轻人应多采取“加分主义”，让他们从生活信心、学业信心中，一点一滴为自己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