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笑)从我父亲的副官，故事听得多了。《孽子》是《台北人》的延续，我写的大部分是被大历史筛选了到台湾来的这群人，他们的命运完全不能掌握。他们各种很特殊的心态，我可以理解。

　　齐姊，我写的时候，完全没任何象征寓意，现在回头看，怪了，好像在讲台湾的命运一样：最底层的台湾人的悲情、外省人的悲哀，结合起来的一本小说。

　　齐：这中间有些道理，你才20多岁，为什么写得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代文学》催稿！

　　你命好，欧阳子(以评论白的小说闻名)跟你有同样的思想高度，她看得懂，很快就能解释故事里没有呈现的事，她把你说不了的话都说了。

　　《台北人》能被一般人接受很重要，对来台湾的这些外省人，《台北人》是个发言。先勇，你《台北人》出得是时候，到现在有30年的好日子，而且有许多人研究，我相信会流传。“流传”很重要！

　　白：所以选本很要紧。如果没有《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很多古典文学经典就很难流传下来。齐先生，你曾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也很重要。

　　齐先生对台湾文学的爱惜、呵护的心情，很少人有了。她看文学的开放性，一方面当然是她的人生观、西洋文学理论的训练，还有她对台湾文学的“不了情”！台湾文学在当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浮起来，有如一线香火。

　　齐：会称为《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公立编译馆推出英译本，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发行，从1975到1992年，是美国大学了解台湾文学的重要素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王德威与我主编的台湾文学系列20本小说等，希望将来海外后代寻根时，是可以找到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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