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没有自制力的台湾媒体，不但让国际社会今后更不敢轻易跟台湾当局打交道，深恐不知何时会被背后插上一刀，同时也间接地让台湾陷入更加艰难的国际处境。

　　由蓝转绿后的政党恶斗

　　自台大毕业后返国在教育界服务的我，因跟大学同班同学继续交往，并于1991年结婚，所以其间仍经常因探亲或参加学术活动而返台。由于在台湾结识许多师长好友，加上曾任职《中国时报》的台湾妻子也有不少亲友故旧，所以每次到台湾总是餐聚不断。在与当地亲友把酒言欢之间，总会聊起近20年来由蓝转绿，诡谲多变的台湾政经局势。

　　台湾人在国外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不便，我也能切身体会。例如1994年我们在英伦求学时，打算到欧洲旅行，当时预计经过荷兰、德国、波兰、俄国、芬兰、瑞典、丹麦等七国，持新加坡护照的我只须申请俄国签证，而我的太太却得一一申请七国签证。

　　外在压力助长台湾“本土意识”发展的势头。1996年，以“经营大台湾”为主轴的李登辉顺利地当选成为首任“民选总统”。李登辉过后便开始采取“戒急用忍”的大陆政策，阻扰延缓两岸交流的速度。

　　在2000年，号称“台湾之子”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打倒代表“外省人政权”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入主“总统府”，可说是台湾“本土意识”发展的巅峰时期。

　　民进党近年来因陈水扁周围亲信深陷贪腐弊案而支持率受挫，许多当初支持改革的台湾民众对此感到高度失望甚至引以为耻。

　　在蒋经国时代，台湾社会虽然政治环境严峻，但全民上下全力拼经济，台湾商人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到全球各地寻找贸易商机。自李登辉主政后至今的台湾政局，却呈现“政治热、经济冷”的相反处境。

　　由于台湾年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选举，台湾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经常围绕在竞选的政治议题上。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引起争执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激烈的政治改革让人民争取到民主自由的发言权后，未必保证就能出现有效率、廉能及专业的政府领导团队。台湾从当年国民党独大的1980年代进入21世纪的蓝绿对决，倾向独立的泛绿选民与倾向统一的泛蓝选民，在历次选举中呈现五五波的拉锯战，让岛内的执政者与反对党主导的“立法院”呈现激烈的对抗状态。许多重大法案不但无法推动，贪腐弊案却不断爆发。

　　根据今年1月台湾《天下》杂志刚出炉的调查显示，许多中产阶级的共同心声是，台湾的政党政治沦为负面竞争，都在比烂。高达五成的民众认为，当前台湾最大的危机是“政党恶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次有43.3%的民众认为“经济发展迟缓、贫富差距拉大”是台湾最大危机。

　　事实上，相对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复苏的亚洲，台湾因为政党的恶斗内耗，近年来国际竞争力逐渐下滑，在全球化、区域化的经济产业价值链中一一被竞争对手排挤、取代。

　　台湾执政党与民意脱轨

　　陈水扁发表2007年元旦献词时指出：两岸政策只有“台湾优先”路线，只有台湾“主体意识”路线，还特别强调：两岸经贸政策没有所谓的“苏修路线”(指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近期推出的扩大“小三通”适用对象，开放8寸晶圆厂登陆等务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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