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六市林头小学的黄于铃每天都担任学校升旗典礼的司仪，不说，没人知道她的母亲来自印度尼西亚。她也曾经为国籍认同的问题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印度尼西亚人？”于铃小时候就这样问爸爸，爸爸告诉她：“你在哪里出生就是哪一国人！”“到底妈妈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啊？为什么会突然飞到台湾来？”

　　赛珍珠基金会社工督导张银珍表示，“新台湾之子”的身份认同问题确实存在，未来愈来愈多的他们会进入校园，教育单位如果不能及早因应，未来就是社会成本。

　　打架被抓 警方说他外国人

　　张银珍表示，基金会1968年开始服务第一批“新台湾之子”(亚美混血)，她印象很深的是一位黑皮肤、卷发的孩子，从来也没出过国，只会讲普通话和闽南话，但所有同学都把他骂做“阿兜仔”，在学校没有一个朋友。 一直到三、四十岁，认同问题仍然困扰着他，也影响他进入社会之后的就业。几年前看到报纸，他加入了帮派，因打架滋事被抓，警方向媒体还说他是“外国人”。

　　张银珍说，如果教育主管机关不能设法提升这一群孩子的文化认同，任由他们在校园内遭到其它同学的奚落嘲弄；一方面帮派则会趁势向他们招手，在同学推力、帮派拉力交互作用下，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孩子，很容易就加入帮派，成了社会问题。

　　台南大学教育系教授吕美枝教授表示，台湾社会尚未成熟到接纳外来配偶已经是我们社会的组成份子，连带对“新台湾之子”产生负面影响。被污名化、标签化的外籍新娘，何时才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可以在文化的天平上健康地教育子女，也成为台湾社会包容多元文化的严峻考验。

　　每学期身家调查 冲击童心

　　高雄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何青蓉认为，现行“新台湾之子”教育辅导作法有可议之处，例如每学期都在进行身家调查，原本快乐无邪的孩子们长年处在这种环境下，心理受到很大冲击。

　　云林古坑乡华南小学校长陈清圳则认为，外配来台衍生的诸多问题，当局有必要成立专责机构，专责处理外配的核准、辅导、教育问题，尤其“新台湾之子”的教育问题要特别注重，否则二十年后，难保不发生类似“芋头、番薯”之类的族群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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