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5日电 民进党团在“国务机要费”案开庭前夕，针对陈水扁的所谓“总统豁免权”问题申请“释宪”，由于时机敏感，有“瓜田李下”之嫌。台湾《中国时报》撰文指出，不必怪外界对此作“政治解读”，只要细究这份“释宪”声请书，就不难发现一道一道试图为“国务机要费”案子解套的“巧门”。

　　据了解，这份“释宪”申请书的基本逻辑，大致可以用文中所引用的“程序上暂时豁免”、“实体上永久豁免”来区分。

　　在“程序上暂时豁免”部分，民进党团引据了相当多的例子和论述，支持他们认为陈水扁不必接受侦查、不必出庭作证的主张。其中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凡“涉及军事、外交或敏感之国家安全机密”，他就具有拒绝提出证物的“绝对特权”；民进党以此“绝对特权”，再配合提出“刑法”第168条有“伪证罪”的制裁，就推论出“当‘总统’作证涉及保护‘国家’安全或‘外交’机密等‘国家’利益之需要时，就可能出现义务冲突之问题”。当“国家利益”的大帽子一压下来，“总统”当然就没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但文章指出，只是连民进党的申请书中都不敢否认，“豁免权”(Immunity)和“秘匿特权”(Privilege)并不是同一件事，申请书中指二者有“相互交错”的部分，这是混淆视听，而因此衍伸出“总统”不用出庭作证，更是过度扩张“豁免权”。

　　事实上，从所谓“宪法”52条到大法官388号“释宪”文，所谓的“免责权”都未排除陈水扁作证的义务；民进党申请书中一再提到美国例子，但举例完全避重就轻，1998年，独立检察官对克林顿发出传票，克林顿以闭路电视方式向大陪审团作证。

　　此外，民进党团配合陈水扁不应为其所涉之刑事案件出庭侦讯、提供证词之主张，再发展出另一项相当重要的主张：因为难以避免对他的审讯，基于“共同正犯一体性”法理，与该刑事案件相关的共同正犯，也应一并暂时不得追诉、审判，须等其卸任后再起诉。

　　文章指出， 如果大法官认同这样的看法，将整个否定陈瑞仁的起诉书；在陈水扁卸任之前，陈瑞仁不但办不了陈水扁，也动不了吴淑珍，甚至其它涉案人。

　　而如果陈水扁用“事涉外交机密”为由拒绝侦讯、拒绝提供证词可以成立，“国务机要费”案当然就是陈水扁“职务上的行为”。依民进党“释宪”申请书的主张，就应给予“实体上的永久豁免”。而且，只要非因“弹劾”或“罢免”而下台，他就不必接受“刑事上之诉究”。

　　换句话说，只要“机密外交”的说法没有被推翻，只要“弹劾”案和“罢免”案一天不过，陈水扁卸任之后，一样不必面对司法调查，一样不可能遭司法起诉。

　　文章在最后指出，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论述，只要其中几个关键环节成立，不必等到宣判，“国务机要费”案几乎就可以提前宣告结案。只是，这套论述能不能说服大法官还很难说，而要藉此为扁家“平反”，不仅说服不了民众，还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