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统疑义 “国会”改革

　　解严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的新陈代谢问题，也就是“国会改革”。对于“国会”改选，当时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并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改选，“国家就会失去法统”。

　　1987年7月初，李焕先生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当时他要我负责规划“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那时只是规划推动资深中央民代的自愿退职，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这个案子中央党部早有承办单位，但是李秘书长仍然坚持要我接下来，我冒着“踩线”的风险遵办，一方面是长官命令，不便违抗；一方面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关心这个议题，义不容辞。

　　那年10月，经国先生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出席“国庆大会”都要坐轮椅。11月间，他两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卧房跟他谈话。那段时间，我去过七海寓所几次，都是为了外宾访问，在客厅担任传译。这次却不是去作传译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他的卧房，房中摆设家具之素朴，到了简陋的程度，令人惊讶。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恶化，又让我忧虑，更是第一次他躺着跟我说话，使我意识到事态不寻常。他问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规划得怎么样？”。我向他报告：大致顺利，但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以代表“我国的大陆地区”，引起争议。经国先生当时问我：“英九，去查查看1949政府迁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在这里还是代表全中国？”我当场就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我去查查看。”

　　我回去查了“总统府”公报，当年12月7日“中央政府”从成都迁到台北，并没有作过任何宣布。一周后，我第二次奉召到七海寓所，还是在他的卧房，他还是躺在床上跟我谈话。我向他报告查询的结果，他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 我当时听了，真有说不出来的欣慰。因为我本身就反对在未来的“国会”设置大陆代表，因为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经国先生的决定，解开了当时的一个死结。许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虽然不满意，也不便大声反对。

　　那天晚上离开七海寓所，抬头看到满天星斗，想到刚才经国先生的决定，内心充满温暖、舒畅与感动。要知道，我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是我也在观察经国先生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是不是符合民意，而他确实作出了勇敢而正确的历史性决定。经国先生不是宪法专家，但是他的“宪法”见解绝对不输专家，让人实在不能不由衷敬佩他的英明与睿智。

　　三、“国大”抗争 最后一瞥

　　1987年12月25日，经国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活动。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致词完毕，当他坐着轮椅离开时，我看到他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所表现的涵义，让我当时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难忘。

　　19天后，经国先生就过世了。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也许就可以化解这些不必要的抗争。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 当时李登辉是小组召集人，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李副总统’请示时，他就抱怨说：“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也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我的难过与不平，其理在此。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秘书长带着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事后想来，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心中难安。

　　1988年1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报禁，报纸发行张数及内容不再限制。这项改革社会共识甚高，所以执行争议不大。大家都感觉到民主改革的气氛出来了，但没有想到，13天后经国先生却离开人世。当时一般人民怀念他推动十大建设，把大家的生活改善了；知识分子则感念他的政治改革，把台湾政治变得更民主了，朝野都对他极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