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之治”与台湾跃起

　　1972年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1972年到1988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岛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1984年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 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1985年，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果不其然，1986年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9个月之后，1987年7月15日，“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