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款款深情的“喊话信”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廖承志致蒋经国信中的一句话。1982年7月24日，作为蒋经国昔日在苏联的同窗，廖承志用感性的文言文给他发去电报：“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第二天，这封以个人私谊为联结点、浸透着浓浓民族感情的信件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而一些新的对台政策已于上一年渐次展开。

　　1981年的国庆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问题发表九条谈话，史称“叶九条”。叶不仅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还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只是，“叶九条”发表后，两岸交流未见起色，台湾仍然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年后，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大陆不派人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这是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的话。谈话一开始，杨力宇便批评中共对台政策的两大主轴：对台的武力威胁及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北京必须在武力及外交两大问题上展现善意。”

　　在聆听杨的分析后，邓作出响应。“他强调，如北京放弃对台用武的可能性，中国将永远不可能统一；而中共的武力并非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湾的分裂势力及外国对台的野心。至于台湾的国际参与，邓小平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台湾可以保留其在亚洲开发银行(亚银)的席位。”杨力宇事后回忆说：“邓虽深知台港问题之严重性及复杂性，但却展现中共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的信心。”

　　二十多年过去了，香港早已回归中国，而台湾的真正问题并未获得解决。这是杨力宇惟一的惋惜。

　　“江八点”遭遇“李六条”

　　没有回归，并不意味着没有交流。“邓六条”发布四年后，蒋经国开放老兵大陆探亲，揭开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序幕。1988年，大陆成立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三年后，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而海峡交流基金会则在1990年就在台湾成立。1993年，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两会领导人第一次会谈。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怂恿下，台湾的分裂倾向也在发展。为遏止这股势力，江泽民的“江八点”遂于1995年1月30日出台。在徐博东看来，“江八点”中最具新意的内容之一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步骤进行，即“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江八点”还首次使用“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大陆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的新提法。“所谓‘适当身份’，意指访问的身份应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徐博东说。

　　两岸政治的云诡波谲常常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会抛出“李六条”，全面拒绝了“江八点”提出的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呼吁。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计划中的访台行程亦被迫嘎然而止。

　　“和平发展”取代“和平统一”

　　之后陈水扁“执政”八年，继续玩着挑衅大陆的游戏，推动“去中国化”，抛出“一边一国”论。面对严峻的两岸关系，2002年上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开始展开更加灵活务实的对台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维、新政策、新做法，在调整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徐博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