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台中静宜大学有意在中文系里设立“台湾文学组”，官方认为这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危险尝试，因而不核准。后来迫于台湾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也由于李登辉背叛了蒋氏父子反对“台独”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后改名“真理大学”)经过“七上八下”(七次上书，第八次获准)，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家“台湾文学系”。

　　如果说，民进党执政前国民党还不许设立“台湾文学系”，或认为设专业就应该在中文系之下的话，那到了陈水扁上台后，“台湾文学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请求，而是由上层鼓励。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国立19所大学筹设“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学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文学可以推动政治，有时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将“台湾文学系”与各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并列，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就不仅是为台独梳妆打扮的脂粉，而且是给台独张目、插向中国文学的一把利刃。为了使这把利刃磨得更加光亮，成立“台湾文学系”的步伐在加快：2000年成功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2002年8月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博士班，同时清华大学、台北师范学院成立硕士班，2002年静宜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2003年真理大学成立“台湾语言学系”2004年有更多的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这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左右，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

　　不许用“台语”取代“国语”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动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氏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语言学里，没有“台湾话”。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鉴于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国家”，有的人发音为“果家”，有人说或“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说成“一本”，有的说成“二本”，个别的发音为“四本”，因而为了有利于沟通，当局大力推广“北京话”，除办有《国语日报》外，还倡导具有祖国意识的作家应用纯正的中文写作。这种禁日语同时禁方言的“去台湾话”而刚性推行“国语”的语文政策——如小学生在学校讲方言罚打手心、把原住民贬称为“山胞”并在其地带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引起当地人强烈的反感，乃至后来反弹为“深绿”人士主张废除中文写作，改用所谓“台语”写作并把“台语”解释为与“台裔”、“台湾民族”一脉相承的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台湾文化”。可见，“文学台独”思潮的滋长——诸如“只有用台语写作才是台湾文学”论调的出现，与蒋氏父子在政治体制中不信任、排斥台湾省人，不顾民意歧视台胞的态度，完全不尊重乃至用“殖民遗毒”、“奴化”的帽子打压地方方言的做法，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不管怎样，国民党当局对“台独”作品的查禁，驱逐“独派”作家出境或囚禁“台独”要犯，尤其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环，讨论台湾文学必须在中国文学的格局之下的立场，应充分肯定。目前，民进党在推动“台独革命”，全面批判两蒋父子的戒严体制时，将国民党执政期间包括反“文化台独”在内的一切措施“污名化”、“罪恶化”，这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古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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