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晚报》“一马当先”

　　1987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10年。这一年的8月27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9年来，大体上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四个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可以实现。中国开始摆脱贫困状况，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这时的大陆，已经有了深圳、珠海等多个经济特区，但却还没有取消外汇券；已经有了诸多的个体户，但公职人员“下海”仍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城市人口还都生活在“体制内”单位里。

　　而这时的台湾，也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年的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整个台湾岛都陷入一种兴奋之中，尤其是新闻界。当时台湾媒体纷纷猜测议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当局将开放民众赴大陆的探亲旅游。台湾《自立晚报》的社长吴丰山，此时凭直觉感到两岸关系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决定在这个时刻要抢先一步：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据后来台湾媒体的报道和徐璐对本刊记者的回忆，《自立晚报》派李永得和徐璐进大陆，是从20多天前开始策划的。8 月19 日上午，吴丰山把刚接任两天总编辑的陈国祥找进他的办公室，吴丰山对陈国祥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派人去大陆采访。”

　　为了“一马当先”，他们煞费苦心。最初决定是让本报的驻外记者进入大陆。后来，计划几度变更。吴、陈觉得驻外记者进去并不为奇，决定改派台北的记者。本来是想以探亲的名义派去，并指派了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到9月9日，吴丰山还是觉得，以探亲的名义意义不够重大，决定从台北派两名记者直接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大陆。历史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身上。

　　李永得那年34岁，生于高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任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徐璐那年31岁，祖籍上海，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吴丰山选他们两人的理由是：他们的“护照”都还在有效期间；李永得有政治头脑，徐璐外语能力不错，出去采访时可以和外国人周旋。“在决定行动前，社长吴丰山曾很慎重地把采访行动对报社，及对参与采访的记者可能遭遇的风险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多次要求我们要慎重考虑。”徐璐回忆说。

　　选择东京而不是香港作为进入大陆的中介站，吴丰山的考虑是：在香港办赴大陆签证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嫌太慢；去东京办签证，不但手续简便，而且，依据吴丰山的判断，中共驻日机构会提供最大的方便。

　　9月11日，李永得和徐璐从台北出发。吴丰山亲自护送到机场，为的是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当场就能拍板处理。中午11点25分，吴丰山到达中正机场后给陈国祥打电话：“事情进行顺利，开始准备作业。”陈国祥即把编辑主任带到平日无人的发行人办公室里，开始编辑版面。当天下午2点半，《自立晚报》第三版登出由陈国祥亲自写的李徐二人将到大陆采访的新闻稿，而此时，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台北——此前，整个计划只有吴丰山、陈国祥和两位记者知道。 据徐璐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走后不久，吴丰山就与国民党某高层碰面，经他将记者赴大陆的消息向蒋经国报告，发现蒋经国没有动怒，也没有要办人的意思，于是那位高层告诉吴丰山应该事无大碍，但必须妥善处理，意即报道要客观且不涉政治。

　　9月11日当晚8时，李永得和徐璐二人抵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放下行李马上乘地铁直奔中国大使馆，表达想赴大陆的意愿。但由于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值班人员表示无法做主，希望他们明日再联络。

　　9月12日，李、徐二人再赴中国大使馆表达意愿，并传递了吴丰山亲自制定的“民间对民间，记者在大陆时不接受官方招待、不与官方接触等原则”。然后，是等待消息。这一天，对他们两人度日如年。为避免过多在东京街头露面横生枝节，他们干脆钻进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有关“末代皇帝”溥仪后半生的电影。只过一天，9月13日，中国大使馆便通知二位记者：采访行动已获批准，他们马上可以得到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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