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8日电 台湾《历史月刊》今年七月号发表杨温利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甲午战争中的中国世纪海权梦，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总括为“不知海权”，而在于清廷对国家所在地缘战略环境与当代科技脉动认识不足，未能朝正确的方向，建立符合自身守势政策与大陆性格的国防武力。

    原文摘录如下：

    尽管已是超过一个世纪的陈年往事，但中日甲午战争至今仍未被世人所淡忘。甲午一战的影响至今都还存在，不仅是中国尚未完全从此战所标志的“百年屈辱”中恢复，更在于甲午战争日后在战略与大战略上所造成的印象与冲击。然而中国“何以失败？”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历来从政策、战略、战术等各个层皆有所检讨、批判，而从中所获得结论则可总括为：“不知海权。”中国被陆地收了灵魂，既不知如何利用海洋以增进国家的权力与福祉；也不知如何运用海军兵力以获致战争的胜利。但这一切所显示的，却是在甲午战争结束百余年之后，对其经验教训与启示的认识，竟然还是似是而非。因此，本文试图对过去有关甲午战争的批评、解释，再作一彻底的检讨，并侧重在战略与大战略上的意涵，至于战术上的教训在今日已很少价值，将以予省略。

　　大战略与建军备战

　　甲午之败，第一类的检讨直指大战略与建军备战上的失误。甲午战争前一直主管洋务、外交的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最为人所诟病者，是他“纯粹守势”的政策。李鸿章的大战略，乃是放弃周边的藩属国，以争取本土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反观日本则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这种差异反映了李鸿章，或说是整个清廷对于海权的精要缺乏认识，“只知‘海防’不知‘海权’”，未能参透“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兴衰所产生的效果”。不过，这种批评严格的说并不正确。

　　首先，尽管清廷的确耗费巨资建立了庞大的舰队，且依照海权大师马汉(A. T. Mahan)之说，舰队本质上确实就是攻击性的，但若因此而批评清廷不知采取扩张、攻击的政策，发挥舰队的攻击性，实是本末倒置。因为，政治目的与军事工具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工具来适应目的”而非“目的去适应工具”；是因有侵略性的政策才需要攻击性的军备，而不是有了攻击性的军备所以必须采用侵略政策。因此，李鸿章在大战略与建军备战的上的失误，其实是在于他选择了不当的工具去配合其政策。

　　李鸿章的守势国策，需要的是防御性的军备。在海军方面，依当时十九世纪的科技，便是鱼雷(快艇)与水雷。用鱼雷艇来进行防御比舰队来得经济，它较小而廉价，可以大量迅速建造，在运用上也不必太在意损失。而与之做为配合的，则是陆军军备，以及更为重要的铁路建设。既然是守势的国策，清廷并不需要越洋行动，部队调动可完全经由陆路，陆上交通确实不便，所以才需要由铁路的建设来改善。铁路使得陆军部队也可以获致与船舰相当的机动力，如此便可以迅速调动应付可能存在的登陆威胁。

　　当然，若是以今非古，批判李鸿章缺乏见识未免流于事后诸葛，但作为对后世检讨的再批判，可就不同了。以鱼雷艇为主海军建设的理念，与当时法国海军“少壮派”的思想颇为接近，此派学说在1869年即出现，并于1886年海军上将奥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出任法国海军部长后成为实际的政策，甚至还早于马汉著作出版的1890年。而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亦已在1861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6年普奥战争、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中表露无遗，这一切都不是没有前例可循的。由此可见，过去论者批评李鸿章或清廷“不知海权的重要性”，批评其“忽视海防，轻海重陆、日本充分吸收马汉海权论，重视海洋，采取攻势的舰队决战思想因而导致胜利”，只说对了一半。

　　战略的无知是危险的，而清廷的确是海权无知，但它的“无知”不是不知马汉的学说，而是不知马汉以外的学说。马汉曾表示地理位置是发展海权条件之首，日本为一岛国，发展海权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虽有相当的海岸线，却有更绵长的陆上国界、广大的领土，以及虎视眈眈的强邻，是绝对无法忽视陆地的，不该一味追随海权论与“海主陆从”的观念。马汉著作虽然是经典之作，但也是有内在的矛盾：如果发展海权首要条件是地理环境，发展海权又如何是国家走向强盛与权力的必经道路呢？马汉的理论是归纳的而非演绎的，缺乏逻辑的一贯，归结英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只适用于英国这类的全洋(海岛)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半洋(大陆)国家，实应采用法国的理论。就像拜师学艺也要切合体质，大陆的中国若找上海洋的马汉，难免要气血逆流、走火入魔。

　　清廷企图学习“船坚炮利”，但走错了方向：清廷对海权一知半解，忘却了中国“半洋”的本质，错误地“重海轻陆”。清廷投入建设海军的经费，每年高达2,000万两，占中央政府岁入的20%，而陆军却仅以地方税收支应。北洋舰队最初编成时可谓阵容堂堂，傲视于东亚；但陆军却是装备不齐，编制混乱零散，仍以营为最大编制，甚至也没有师的组织。相形之下，就是全洋国家的日本，其陆军至少是全面配发新式单发或连发后膛填装枪械，装备比清军整齐，编制上也组成了混合兵种的师团单位。易言之，与一般认识相反，一味投资于海军，追求华而不实、不符合守势国策的大型水面舰队，严重忽视陆权发展，才是清廷在甲午战争前建军备战上最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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