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台北五月二十九日电 题：访王云五纪念馆随想

　　中新社记者陈立宇 曾嘉

　　台湾已故的名人中，有一种人很是特殊，可称之为连结两岸的标志性人物。曾任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是这种人物。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王云五，也是这种人物。

　　如果说，清华大学是现当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教育机构，那么，商务印书馆又何尝不是数一数二的出版和文化机构。

　　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作为现当代中国出版界的先锋和重镇，两岸的商务印书馆在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传播文化 、扶助学术上都功不可没。

　　王云五之于上海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就如同梅贻琦之于北京和台湾的清华大学。虽一于教育，一于出版，专攻术业有所不同，却皆能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为宗旨。连结两岸，承前启后，传承一脉，殊途同归。奉献终生于此。

　　王云五，本名日祥，号岫庐。广东中山县人，生于一八八八年，卒于一九七九年。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图书馆事业家。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风云人物，他的故居，也是现在的纪念馆，就座落在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三段一条洁净的小巷中。

　　面积约四百平方米的王云五纪念馆分一楼和地下两层。入门处，触目的是王云五的半身铜像，在记者看来，老人那睿智而又刚毅的眼神，就像是在鞭策和激励每一位前来参观的后辈，要努力精进，自强不已。

　　铜像背后的木墙板上，浮刻着的是在王云五自题和最喜爱的两句格言：“为学勿萌老态，做人须具童心”。纪念馆的馆长赵佩芳小姐说，这是王云五毕生实践的座右铭。即便是在晚年，他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的确，有几个人能如王云五般，在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八十一岁还要进行艰难的写作,花了一年九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七册共二百多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又撰写了洋洋二百万言的《中国教学思想史》。

　　王云五一生的志业，已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用一篇约二百字的铭文予以浓缩。这篇铭文，就雕刻在铜像下方的底座上。

　　铭文中写道：“先生出身于平凡的学徒，自强不息，以牛马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终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学术文化政治教育上独特之贡献皆已化为时代共有的资产。惟千百年后，先生仍将被记得他是万有文库的主编者，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之先驱，云五图书馆之缔造人，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身。”

　　金耀基曾说过，他写这篇铭文时，有一种“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深恐不能把王云五一生的志业说清楚。

　　纪念馆的地下一层，原是王云五的书房、卧室，放置着的卧具、书桌、坐椅、沙发、藏书、论文等均以原貌呈现，显得简朴、博识、淡泊、宁静。同时还展示有王云五先生大事记、照片、祝寿联、著作、印章、墨宝等物。其中有一篇是先生用毛笔手书的《悼胡适文》，全文充满了对这位中国现代知名学者的追思和怀念。

　　赵佩芳说，刻苦自学，主修英文的王云五早年在大陆的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时，胡适曾是他的学生。一九二一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第二年正式就任编译所所长。后来又出任总经理，对推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两人因此感情深厚。一九五一年，在香港住了两年的王云五来到台湾，并于一九六四年被推举为原系分馆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展开了另一阶段积极的出版活动。

　　极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有员工五千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包括台湾在内的三十六个分馆，各类办事机构一千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

　　一九八六年，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经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制发行，赢得全球汉学界赞誉。去年，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同样轰动全球汉学界。如果说，“两阁并行”系于四库一书，则王云五就是连结两岸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人物了，他与四库全书一样，既是两岸的，也是中国的，王云五如是，梅贻琦也如是。

　　《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两岸清华人的心目中，梅贻琦就是这样一位“君子”。在两岸商务印书馆人的心目中，王云五不亦是“君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