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学会今后用“柔”的方法来对待员工 (3)

　　芮成钢：爱情的问题？

　　郭台铭：爱情的问题，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痛心、也非常痛惜。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关怀的调整，刚才也讲了，包括要往内地迁，就是希望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最起码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随时跟家里人打上个电话或者见一面，他很多的事情就会想得开。所以讲这些事情，对过去我们积极地在检讨，对未来我们有把握经过这一次考验，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一个模范，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量减少发生，但是我们要说不再发生，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大陆有95万个员工，在上个礼拜为止的数字，等于一个中型的城市，而且都是年龄层很相近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很难不说将来不会发生任何感情的问题、个人家庭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个人有家庭的病史，我们过去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事后也请了很多专家，包括华西医院的专家，包括美国的专家都来做了辅导跟调查，我们学了很多，所以我们有把握把这个现象降到最低，而且可以让他们工作得更愉快，让他们工作得更有归属感。

　　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媒体的关注并没能解决中国制造业背后隐藏的问题。所谓的“坚毅”，却是忍耐“背井离乡”的无助、长年累月高度机械化的工作、以及现实和梦想之间巨大的落差。当世界还在为中国工人称赞的时候，富士康‘12连跳’事件突然爆发。不单是富士康，其实在沿海不少企业，新一代从事制造业的工人都是这样的生存现状：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没有高学历，没有专业技术，在繁华的城市与恶劣的就业环境中，巨大的落差使他们陷入痛苦与迷惘。几个月前，富士康在自己的厂区内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类似的调查，早在80年代后期也曾做过一次，当年的结论很明确，“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只想一件事，赚钱！” 而这一次调查得出的结果却与二十年前截然不同，年轻人在这里工作的理由，主要是希望累积都市工作经验，至于赚钱，是其次。

　　芮成钢：另外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我们的官员，主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一些官员都告诉我，确实农民工发生了一些变化，新一代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成长的背景和环境，跟他们的父辈们不太一样，有一些专家学者就觉得如果单纯从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抗打击的能力等等这些，跟他们的父辈相比产生了一些变化，您觉得呢？在具体的对生活的期许也多了一些，这个变化您感觉到了吗？

　　郭台铭：那个时候的农民工，所有的农民工他们都是以工作，都能够多赚点钱，所以他们的思考思维是赚钱，再来考虑到健康，再来考虑到家庭，再来考虑到娱乐，再来考虑到爱情，现在我们发觉到，最近我们遭受到80年后、90年初的年轻人农民工，他们与其叫农民工，是他的家长父辈是农民工，他们大部分都生长在，因为大陆经济结构变好了以后，经济环境好了以后，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从事农民的农民工，只是户籍的问题。可是他们生活的优先顺序有一个丰富的精神生活，或者是一个文化的生活，娱乐再加上个人的喜好，然后再来健康，最后才是工作，所以顺序是倒过来的。

　　芮成钢：他把个人的感情、生活、娱乐放在了工作前面，这一点跟他们的父辈？

　　郭台铭：对，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四川、重庆、武汉、河南都有很大的设厂计划，让他们能够回家，不要离开家乡太远，这样他们也有亲人的照顾，所以我们也正好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来做这一些迁厂的动作，也就这些劳动力能够稳定，他们能够在家乡少赚点钱，因为他生活指数也低，他可能生活得更快乐，更有亲情的温暖，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霸气”、“铁腕”、“独裁”，媒体在用各式各样的标签来框定郭台铭的个人领导风格。很多人说，郭台铭对人极其严苛，他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执行能力很强，骂起下属来毫不留情，而且他只骂最亲近的人，如果一个低阶主管犯错，他很少直接指责，而是把其上司叫过来，骂个狗血喷头，面色苍白的低阶主管就一直站在旁边。郭台铭强悍、干练的个性也深刻影响着富士康的企业文化，渗透在企业管理的各个角落。富士康提倡的所谓军事化管理、以及过高的工作强度等等，给企业员工带来了巨大压力。以至于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郭台铭的个人领导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