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敖：从17岁的叛逆到75岁的水平(图)

　　17岁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年龄，虽然对于外部的世界还是懵懵懂懂，但是一种独立的自我的意识却从前未有的强烈起来。17岁时的李敖毅然决然地从中学休学，两耳不闻窗外事，研究起中国古典文化，那段年轻时的经历练就了他将古典的词汇与现代语文相结合的独特而又犀利的文风。他那广博的学识、那以嬉笑怒骂为己任的批判精神、那我行我素的生活作风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

　　今年，李敖17岁的儿子李戡就读北京大学的新闻，引来了媒体的轰动。75岁的李敖如何看待儿子的“叛逆”之举，又将对自己、对人生有何新的评价和感悟呢？

　　负面情绪可以技术消灭

　　杨澜：17岁是一个很有魔法的年龄。今年你的公子李戡17岁到北大去读书，引起了媒体相当大的一个轰动。他到北大上学这件事，事先跟你做过很深入的探讨吗？

　　李敖：他是有决定以后才告诉我的。我儿子很深沉，他不太直接给我们谈，我比他大了59岁，相当于祖父的年纪了，我也不太过问这个事情。我一星期，六天住在阳明山上，跟他们分开的，星期天会见个面。

　　杨澜：他要去上学，你有没有赠言给他。

　　李敖：我告诉他，要面对可以想象的和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有好的，有不愉快的。我希望他能够学到我这种本领，什么本领啊，我把我的心放到一个水平上面，这个水平就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没有激动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一出现的时候，我就消灭它。水平以下的就是负面情绪，苦恼生气，懊恼不悦都是负面情绪，是可以技术消灭的。

　　杨澜：这个技术能够学习吗？

　　李敖：你可以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快乐，人在这方面是可以学习的。

　　杨澜：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到达这个境界的？

　　李敖：也是慢慢磨炼的，我过去也不知道，慢慢就磨炼出来。

　　力挺17岁的儿子出书

　　杨澜：您自己17岁留下一些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

　　李敖：我的17岁其实很悲惨，因为那时我来台湾才三年，正好是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巅峰时段，什么书都看不到，除了课本以外看不到书，偶尔看到美国的宣传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美国的印象有错误的看法，觉得美国还是一个好的国家。那时候我在高中二年级，我碰到一个老师，数学老师，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我本来要跟他一起逃回内地去，没有成功，他就被抓起来了。他是个名人之后，严复的长孙，这个故事一直影响到我。

　　杨澜：17岁的时候您自作主张，从中学休学了，那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李敖：受不了了，学校的军事教官，学校那种压力，那种氛围受不了了。为什么我能够在高中念完高中二年级休学呢，因为当时台湾有一个制度，就是高中二年级念完了，你在外面鬼混一年可以考大学，叫做同等学力。这个录取名额受限制，其他没有限制，所以后来就中学没有毕业，可是我考取了大学。少念一年中学。

　　杨澜：这个对您的世界观应该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您有了机会博览群书，对这个世界了看法以及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从你今天的角度回头望去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影响？

　　李敖：……那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深入了中国的古典，因为那部分跟政治没有关系，是逃避现实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我看了很多跟政治无关的书。我对中国古典很有研究，可是大家被我那个喜欢骂人的形象给埋没了。

　　杨澜：您骂人经常是引用古典来骂的，所以对这点大家还是印象深刻的。

　　李敖：因为我有一个绝活始终是别人赶不上的，就是用一些古典的词汇跟现在的语文混在一起做这样的发挥，很多人这样做都失败了，像梁实秋他们都失败了，我是最成功的。

　　杨澜：所以17岁的时候，您就一头扎进了一个中国古典著作中，为后来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知识功底吧。

　　李敖：可以这样讲。

　　杨澜：那个时候所谓桀骜不驯也好，所谓青春的叛逆也好，对于你来说表现在什么地方？

　　李敖：表现在我对自己而言，我叛我自己的逆，我跟别人没有关系，好比说我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偶然机会，我写一封信给一个历史学家叫做钱穆。钱穆回信给我，还跟我见面，还送书给我，因为他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中学生可以挑他著作的错误，他觉得很惊讶，可是我很快就把钱穆抛在后面了，因为我觉得他太老派了。这是我个人的常常的叛变的原因，我觉得我自己跑得太快了。

　　杨澜：看到自己的儿子在17岁的时候，也出了《李戡戡乱记》，你看到儿子今天的才情，跟你当年相比，有什么样的感慨？

　　李敖：反叛这个特色是很明显的，可是他所经历的跟我不一样，我看过战乱，看过日本人骑着马在我眼前走过。戡戡就是李戡，他就在几乎比较太平的日子里，虽然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社会的群体的力量也很强，因为大家喜欢同样的电影明星，什么网站……我们那个时候，整个中学我只看过两场电影，家里面除了电灯以外，没有任何电器，所以我们痛苦的。他们现在声光画电，太多了，像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所以李戡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能够很务实的讲出一些资料来，文本很不错。前一阵子，闹出来他跟韩寒之间的问题，我认为韩寒就是只写感想，他没有务实这个资料，这是不一样的。

　　杨澜：您对韩寒的所谓知识层面缺失的这样一个点评，在网民当中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特别是很多年轻的网民呢，非常的气愤，说李敖你年轻的时候写《老年人与棒子》，今天你就是挥着棒子的一个老年人，是不是要为儿子来这个保驾护航才说了这样的话？

　　李敖：爸爸为儿子保驾护航这是很可能的事情，这个动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对不对，韩寒跟我儿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儿子真的进入了档案，档案的资料库是根据档案的务实资料来写的文章，不是写一个人的感想。韩寒的问题，使我想起跟我同年的一个法国女作家叫莎岗，她就写爱情小说的，一直写到死，没问题，因为女孩子玩爱情是她本行，她很内行的，她写一辈子我们也不会讲话，可是小说你写到了人家那时候那疾苦的问题，那要是看你的经验，看你的历练，谈到哲学要看你的深度，如果这些都没有，韩寒也不会成功，因为他只是写感想。

　　快乐健康的战斗人生观

　　杨澜：您肯定不是甘于寂寞的那种学者的类型吧。

　　李敖：我觉得这种名词啊，不适合，因为我们常常会本末倒错，说你这个人哗众取宠，或者你这个人不甘寂寞，这种四个字的名词，常常把一个人定位，定位是错误的。人的做出来是看它效果如何，而不是动机如何，动机反倒不重要。我带着我的女朋友走到街上面，一个叫花子向我要钱，我给他一百块，我有五个十个动机，我可能有洁癖嫌他脏，我可能证明给女朋友看，我豪爽，我可能迷信要日行一善，好多原因我给他一百块钱，可是结果呢？结果是我那一百块钱到他身上去了，这个结果最重要。

　　杨澜：就说您穿的这个红夹克吧，刚才我跟您开玩笑，我说这像要开始演戏了穿上戏装一样。

　　李敖：真的是戏装。

　　杨澜：你到世博会去，这么热的天，大家都要中暑了，你还穿着红夹克，说明你对表演有执着。

　　李敖：你搞错了。你这是恶意的解释，我还带着风衣呢，为什么，我怕冷气，我搞不清什么地方有冷气。第一天我到了西班牙馆，那冷气我觉得很冷，因为冷热悬殊太厉害，我为什么穿红夹克，是因为我当年给周荃做电视的时候，刚买一件夹克，可是都是那种怪样子的，我要买一件正点的，就是很保守的样子。我就买了一件，很贵，后来回来以后才发现买了名牌，从此我就穿上名牌的红夹克，直到现在我已经淘汰掉好几件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的意思。

　　杨澜：对，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李敖：不是，你可能以小人之心度了小人之腹。

　　杨澜：那也有可能啊。

　　杨澜：我记得您当时跟我说，您的这个头脑就是一部电脑，而且比电脑还好用，因为您是分门别类的把知识都归纳起来了，但是现在一有了搜索引擎，本来您做的很多的功课都可以被电脑取代了，是不是也有一点失落的感觉。

　　李敖：我写这本四十万字的书根本没用电脑，为什么取代不了我，因为电脑一按它一大堆垃圾，你要花很多时间去选,从这个垃圾堆里选到你要的东西，可能还没有。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东西。所谓知识爆炸任何人躲不了，这是一个坏的现象。

　　杨澜：坏的现象？

　　李敖：当然坏的现象了。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知识，太饱和，排山倒海而来，你花很多时间要清理它，要披沙拣金，要把它筛出来，这是浪费时间的。

　　杨澜：但是要像您来介绍过去的这种知识积累和总结的这种方式，给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太像手工业的时代了。

　　李敖：不要电脑，我承认一些统计性的资料、数字性的资料，电脑是非常好用的，可是这不是我的主题，我不要靠这种资料来维生。

　　杨澜：我第一次访问您的时候，问到您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曾经举了伏尔泰的例子，因为你觉得他既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然后即使在流放的时候，还能够通过投资这个彩票赚一笔，然后到去世时还把棺材一半留在教堂里，一半留在外边，以便说如果上帝不让他上天堂，他可以从另一端逃走，你很喜欢这种戏谑的态度。今天回想起来，他是不是仍是您非常向往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和风格？

　　李敖：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尊敬知识分子啊，所以贵族派人打伏尔泰的时候，他还说不要打他头，因为他头很值钱，打他身体。他可以跟普鲁士的国王做朋友，可以跟俄国的女王交朋友，为什么呢,大家尊敬知识分子，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不如当年尊敬知识分子了，我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给“臭老九”扬眉吐气的人，能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三个大学演讲，能够那样的神气活现，是给“臭老九”扬眉吐气啊，少有“臭老九”有我这种本领啊，他们没有我这样非常快乐的健康战斗的人生观。这是我最了不起的地方。

　　杨澜：我也很想知道，像这种要把任何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的，把任何悲苦的可以变成玩笑的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

　　李敖：自己磨炼出来的。我们说屈原是爱国者，可是屈原那种人生观是错的，那种憔悴地站在河边然后跳河，这是什么态度呢？我说这是不对的，是要战斗的，可是战斗不是那种，所以我说鲁迅那种太苦恼了，因为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个是太痛苦了，我认为是要有这种快乐的余地，有笑嘻嘻的余地。我觉得侯宝林就有这种余地，虽然他是说相声的，侯宝林在被红卫兵斗的时候，让他穿好衣服，他就说我衣服穿好了，连我鞋底都打了鞋油了，然后他就哈哈大笑，你们笑的时候你们还能斗我吗，你们输了，你们不能斗争我了，他赢了，侯宝林会赢。

　　杨澜：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身上有体现了中华民族走过的这几十年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李敖：当然是，可是中国过去太悲惨了，中国这个记录从古到今都是那种愁眉苦脸的或者剑拔弩张的。我觉得不好，我觉得是可以在这个谈笑之间，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留下来解决，也是这样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