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最后的眷村

　　夕阳下的101大厦，雍容而骄傲地俯视着整个台北。玻璃幕墙的折射，让阳光静静落在松勤街50号一片低矮拥挤的院落。在台北市商业密集的黄金地段，这片院落寂寥而极不谐调地存在着。偶尔有三三两两的旅游者在这里合影，旁边一位老人独坐，漠然看着远方——这里就是台北最后的眷村，四四南村。

　　眷村的前世今生

　　1949年，60万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当时大量的军人无家可归，为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台湾当局动用资金对他们以及眷属进行了有计划的安置，故称眷村。大多眷村都是建设于公有地的简单房舍。稻草屋顶、竹泥墙的房舍是当时眷村的普遍样貌。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了多次的兴修改建，但始终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状态，阻断着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交往，里面商店、邮局、学校俱全，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眷村里的简陋设施、治安死角等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显然与城市的发展极不谐调，渐渐地，它便成为了历史的遗迹。然而面对眷村的拆迁，眷村人的心情异常复杂。

　　四四南村的挽歌

　　一位旁边的住户告诉记者，眼前的四四南村，就是由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居住的区域，原地曾是日军陆军库房。整体建筑为“鱼骨状”架构，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窄窄的过道，低矮的屋顶，灰黑色的砖墙，狭小的居住面积。据统计，四四南村原计划在1999年随眷村改建政策拆除，但在1991年3月，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历史建筑物”，并在1993年10月，改为信义区公民会馆，将眷村内的生活用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并提供市民租借为展览活动场地。原建物并未变动，连围墙也都还保留着。

　　如今的四四南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热闹喧嚣，听不到各地的方言，消失了油条、烧饼、水饺、牛肉面混杂着的香味，也再看不到孩子之间戏耍打架的场景。这里太安静了，不远处就是台北最大的百货公司新光三越，这里早已被人们忽略。

　　四四南村就像是一首眷村的挽歌，凭吊着一段历史，等着被时光剪裁。

　　挥之不去的乡愁

　　当年的眷村，成为了一群临时过客永远的家；如今的眷村，又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永远的心灵故乡。它牵系的情感太丰富也太复杂，以至于时至今日，在记忆或忘却之间，眷村依然是台湾人心里解不开的结。

　　在记者的采访中，谈及眷村的时候，当地人似乎都不愿有太多的表达。然而，无论是村里人还是村外人，无论对于眷村的记忆来自于自身还是上辈人的描述，眷村情结早已融入了台湾的记忆。

　　眷村的存在，生发出台湾社会现象中相当特殊的族群与人文现象，文化氛围自成一体，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自身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即使是后来离开的眷村二代，长期以来在伦理、观念、意识以及生活习惯方面，依然很难摆脱眷村的影响。时至今 日，这些成为社会骨干力量的眷村二代、三代人，也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眷村的怀念。就在8月8日台湾父亲节那天，云林县虎尾建国眷村迁散各地的眷户，就拖儿带女重返老家相聚。“小时候常追着台糖小火车跑，偷着甘蔗来啃。”在聚会上，鲁云翔这样回忆眷村度过的童年时光。

　　许多名人出自眷村

　　文艺作品成为台湾人缅怀眷村时光最好的方式，从当年影响深广的影视作品《篱笆外的春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眼下大受欢迎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话剧《宝岛一村》，都透露出台湾人的这一深深情结，也让眷村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

　　事实上在台湾，从眷村走出的名人名字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如今如日中天的剧作家王伟忠、赖声川，演艺界的明星邓丽君、蔡琴、姚苏蓉、林青霞、王祖贤，导演杨德昌，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张大春等人，都是来自眷村的子弟。就是这个封闭的小环境里，孕育着台湾文化的软实力。

　　离开这荒芜空荡的四四南村前，记者问及村旁独坐的那位老人，能不能讲讲当年眷村的故事，老人摇了摇头，带着河南口音说：“人都不知哪里去了。”(马强 赵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