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政策因素。文章表示,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尽管长期来看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但短期内,经济增长仍有可能受到来自结构调整因素的扰动。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有关政策的变化近年来表现得比较复杂且不断调整,这也许是因为在二者之间的权衡并非易事所致。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论经济增长还是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偏废的。但不论如何调整,保持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毕竟“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因此,过于担心中国经济下落甚至步入低增长期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符合实践状态的。试想看,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尚有9.6%和9.1%的增长率,在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发生低于这些数值的增长?可以确定的是,不论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调整,中国经济在2011年(乃至此后的更长时间内)还将处于高位增长区间。
为了推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明确中国未来5年的总思路、总政策和发展目标,对10大产业振兴规划、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做出具体安排,对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和区域发展等做出具体规划,对体制机制创新、制度建设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等提出具体政策,这些都将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都将以“利好”方式刺激和推动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快速健康发展。短期内的政策调整是围绕长期发展而展开的,是以长期发展为目标的,因此,不能因为短期的政策调整而忽视或看低了长期发展的影响力。
2010年后期到2011年的货币政策,不论是否继续实行“适度宽松”,在实践过程中的适当收紧都是必然的。从新增贷款来看,在未来几年已不可能再发生2009年的9.6万亿元现象,即便是2010年的7.5万亿元也是不容易再现的。但货币政策的调控必然要关注市场面的流动性充裕状况,因此,不论如何调控都很难对金融市场的长期运行发生明显的冲击,这种冲击只可能在短期内有所表现。因此,过分担忧甚至强调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是没有必要的。
2010年,在资本市场研讨中直接与监管政策相关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新股发行制度的后续改革、完善经纪制度、完善创业板等方面。这些改革议题的研讨,体现了监管机构提高新股发行透明度和公平性、充分考虑个人投资者利益诉求的意图,但它们仍然属于行政审批制下的制度微调,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突破意义,因此,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不大。另外,有关A股国际板、小Q FII制度、银行间市场的清算制度调整等的研讨还将延续,2010年虽可能有所实践,给A股市场带来某些利好影响,但就总体而言,还看不到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和监管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迹象。 方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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