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荐人台前幕后:谁制造了创业板“准退市公司”(3)

　　净利润同比降幅达82%的宝德股份是由西部证券保荐的，其在创业板中期业绩中排名倒数第一。对于业绩大幅下滑，公司的解释是“全球金融危机对石油行业负面影响仍然持续，油田公司和石油服务公司纷纷缩减投资，技术装备出口订单明显减少，部分正在履约和在谈项目被搁置”。但在其招股说明书的风险提示章节中，公司阐述了18个可能面临的风险，却并未出现任何对金融危机潜在影响的描述。

　　其保荐代表人李锋路演时，对于投资者提出的金融危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石油钻采行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事实上，此类问题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在最近一期保荐代表人培训班上，证监会相关人士就明确指出了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发展前景的描述过于乐观的问题。

　　按照相关规定，在将企业推荐上市之后，保荐人还担任着持续督导的责任。随着中报披露结束，当前已经有多家创业板公司的保荐人发布了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跟踪报告”。

　　然而，查阅这些报告，没有一份报告指出在“督导”过程中，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的重要问题或隐患。所谓“持续督导”，有名无实。就连业绩下滑幅度最大、至今募投项目选址地点仍是一片荒芜的宝德股份，其保荐人出具的持续督导报告依然是一切正常。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密集的保荐上市让保荐代表人很难有时间对已上市项目进行实地核查，所谓持续督导多是简化为到期时出具的一份报告。另外，IPO时一次性收齐持续督导费用，也让保荐代表人后期持续督导动力不足。

　　利益驱动

　　保荐人对发行人“只荐不保”，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保荐人和发行人利益的高度一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将企业推上市之后，保荐人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承销收入，这是保荐人和发行人利益的第一重捆绑；二是“保荐+直投”收入，多是券商直投公司“突击入股”获取上市后的股权增值，这两块是保荐机构的利益所在；三是直接签字的保荐代表人自身的利益诉求。

　　由于保荐机构的承销收入与发行人的融资额度紧密挂钩，发行人融资额越多，则保荐机构从中提取的承销费用就越高。因此，将企业保荐上市再卖个好价钱是二者共同的利益。

　　保荐人和发行人的另一重经济利益捆绑在于券商直投业务。创业板开闸之后，“保荐+直投”成了券商直投业务的主要模式。借此模式，国信证券已经联手全资子公司国信弘盛，将长盈精密、钢研高纳、阳普医疗、三川水表和金龙机电5家公司推上创业板，直投业务量居国内券商首位。

　　据公开信息，国信弘盛对其中4家公司的投资都是以“突击入股”的方式完成的，且平均入股市盈率不足9倍。以当前创业板平均65倍的市盈率计算，这些投资将平均获得7倍以上的暴利。

　　8月11日过会的佳隆股份是国信弘盛“保荐+直投”的第6个项目。国信弘盛以3075万元获得佳隆股份500万股，即使减去转给社保基金的260万股，国信弘盛持有的240万股市值上市后将超过6000万元。

　　此前，国信证券原投行四部总经理李绍武“PE腐败案”经媒体曝光，保荐代表人除了获取正常的承销费用的提成收入、签字费以外，通过曲线持股所保荐上市的公司，获取高额利润也得到了证实。在李绍武案中，李通过亲属和设立公司等方式参股莱宝高科、轴研科技和四方达超等三公司的总投入不足143万元，测算市值却已经高达3200万元，投资回报率超过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