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制度下,公募业务的发展遭遇诸多瓶颈”,成为基金公司共同的感慨。然后,制度的变革非一朝一夕,绕开“红海”寻找非公募“蓝海”,将战略布局延伸至“非公募”业务,则成为大、中型基金公司共同的选择。
南方一家一线基金公司副总坚定地认为,“大力拓展专户业务,会是该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专户客户定位为中国高端理财人群,如果以海外专户业务占比规模计算,其业务规模可能会达到五千亿元以上。”
事实上,随着基金“一对多”专户的推出,基金公司专户业务开始蓬勃发展。
近期中行转债的发行使得基金专户实力得以暴露。据公开信息统计,在中行转债网下获配账户中,基金“一对一”和“一对多”专户产品合计高达152只。动用专户数量在10只及以上的公司达到8家,易方达、嘉实、华夏分别动用18只、17只和15只专户参与,此外,博时、工银瑞信、交银施罗德、国泰、建信等5家公司出动专户数也均在10只以上。
此外,基金公司一度热衷追逐的企业年金业务也遇上了“版图”扩张良机。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2010年1季度我国企业年金组合数量为1216个,资产规模达到了1871.7亿元,较2009年末分别增长了14%和15%。
而世界银行则预测,至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规模将高达1.8万亿美元,约15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面对这片巨大的“蓝海”,有着太多的机会等待公募基金挖掘。
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空间,基金管理的企业年金规模也悄然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以海富通为例,2006年,该公司企业年金规模仅1.15亿元;2010年1季度,实际进入运作的企业年金资产已经达到110亿元四年间,海富通管理的企业年金翻了近100倍,而这只是国内基金公司“打理”企业年金市场的一个缩影。
上海一合资基金公司非公募业务总监透露,国内基金公司目前负责“打理”的企业年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主要集中华夏、博时、嘉实、易方达、海富通和南方基金等6家基金公司手中。
此外,目前国内社保基金的国内投资管理人共有十家机构,据某社保基金人士透露,管理社保基金规模在几百亿的公募基金公司并不在少数。凭借专业的国内市场投资经验和管理能力,国内已有多家公募基金成为众多海外知名机构投资中国的咨询顾问。以海富通为例,截至今年1季度,该公司投资咨询业务规模已经超过250亿元。
寻找“非公募”业务的“蓝海”,使得一些基金公司的非公募资产管理在规模上紧逼甚至超过公募业务。据了解,海富通、鹏华、长盛、招商、工银瑞信等基金公司均有这种趋势。
人才争夺“升级”
无论投资思路、战略布局如何衍变,资产管理行业始终是个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然而,当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步入爆发式增长后,对于人才的争夺之战开始升级。
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券商、保险甚至一些大型企业,均成为资产管理人才争夺战的“主角”。在多方面因素下,公募基金的投资精英相继流失,明星基金经理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一则“王亚伟不再担任华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的消息再度触及业内敏感的神经。
对于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而言,有人说,他是华夏的标杆,更是公募基金的旗帜。然而,随着最早一代基金经理的纷纷离开公募基金,继续“留守”公募的王亚伟多少显得有些“孤独”。卸任华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消息,虽然公司表示这一安排有利于王亚伟专心致志做好基金管理主业,但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上投摩根吕俊、工银瑞信江晖、华夏石波、嘉实王贵文、易方达梁文涛、广发何震、信达澳银的曾昭雄、南方王宏远、交银李旭利、嘉实王鹏、泰达荷银李泽刚……曾经公募基金的明星们纷纷“出走”,而这一长串名单,还在延续。今年上半年,华夏明星基金经理孙建冬离职,其新身份是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原工银瑞信副总戴勇毅离职同样创办了一家阳光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之前,曾任工银瑞信权益投资部副总监的张翎也投入“阳光私募”的怀抱,在上海创办明河投资,并出任公司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除大批明星基金经理淡出公募基金外,关于基金公司老总意欲“出走”公募基金的传闻也风生水起。据了解,南方地区某基金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地区的3家基金公司均在年初相继传退出公募基金行业的消息。
面对公募基金人才的迅速流失,一些基金公司的高管大声疾呼,“我们要股权!”,要求管理层允许实施股权激励,以留住关键人才。上海一合资基金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表示,“如果现有制度得不到改变,会有更大的离职风暴。”
激励机制的考量,的确成为公募基金核心人物选择去留的主要因素。“公转私”的李旭利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态:“如果没有股权,我是不愿意长期干下去。”同样成功转型的来自上海凯石投资总经理的陈继武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除了企业文化不同外,阳光私募行业的激励机制对于公募行业人士是极有吸引力的。而且,私募行业不会“拿客户的钱开玩笑”,这就使得该行业需要有更为完善的激励机制安排来获得高层次人才。
事实上,除了激励机制外,公募基金较为单一的考核制度同样成为基金经理出走的原因之一。很多基金公司在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与激励制度中,都把基金当年的业绩表现在同类基金中的排名作为主要依据。“这直接导致基金投资中重排名、轻视业绩比较基准的现象,这是基金羊群效应愈发严重的根源,也是基金经理感到压力巨大、缺乏归属感的主要原因。”
国联安基金总经理许小松曾说:“中国基金业的制度优势已转变为制度劣势。”或许,对于已经走过12年的公募基金而言,变革已经迫在眉睫!(记者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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