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沿着东南沿海地区行走了49天之后，40岁的山东男人郭刚堂出现在成都市民面前。

　　昨天是端午佳节，成都新华公园里热闹非凡，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宝贝回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和郭刚堂一起，铺开上百米长、一米多宽的喷绘横幅时，所有聚集过来的人都瞪大了眼睛：500个孩子的头像照片依次排开，眼神是那样清澈单纯，可是谁会想到他们早就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亲身边……

　　13年坚持千里走单骑

　　改变郭刚堂人生轨迹的时间，定格在1997年9月21日。

　　他们一家住在山东聊城经济开发区所辖的农村。出事那天晚上，郭刚堂出门去拉了一趟石灰，回来后发现邻居们围在大门口。原来，他家2岁的儿子郭振(又名郭新振)被一个20多岁的女人带走了。“我当时就蒙了，第一反应就是给大家跪下，求大家帮我找孩子。”老郭最内疚的是，如果那天自己在家陪着孩子玩，肯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发动乡亲寻找、报案……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之后，郭刚堂决定：一个人出门去找孩子。

　　远的地方坐火车，一两千公里范围里就骑借来的摩托车。第一次出发时还是一个27岁的小伙子，如今郭刚堂已是头发花白。“每年最多要出门七八次，知道的线索越多，出门的时间越长。我总感觉自己再努力一下，儿子就回来了。”郭刚堂说，郭振被拐走之后，他们又生了孩子。但新生的婴儿没能弥补这个内疚父亲的痛苦，这也促使他一次次地上路。

　　先后帮助7个孩子回家

　　郭刚堂带着的中国地图上，布满了红色标记。骑坏了借来的8辆摩托车，认识了无数同样丢失了孩子的家长后，老郭开始帮助更多的家庭，从此行囊里又多出了很多各地的“寻人启事”。

　　“这其实算不了什么大事情。”他回忆起了一个孩子的故事，但反复要求不能透露姓名时间和地点。

　　那次也是获得了一个自己孩子的线索，在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有人告诉他见到了和郭振同样体貌特征的孩子。按照年龄推算，老郭觉得信息可能是真实的，急忙从老家赶过去，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离开之后，他突然想起收集的寻人启事里好像有个孩子很相像，翻出来仔细比对后，他按照启事上的电话打了过去。“排除了不是我的孩子，说不定就是其他家庭的孩子啊。”他说，丢失孩子的家庭接到电话之后，向公安部门报告了这个信息，很快孩子就被解救出来，回到了家人身边。

　　类似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算下来有7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路上已经不再孤单

　　“我为什么要帮助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因为我理解父母亲丢失孩子的痛苦。”郭刚堂说，更让自己坚定帮助他人信念的，是一路上遇到的无数善良的人。老郭每次出门带的钱不多，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援助。

　　2008年，郭刚堂知道了“宝贝回家”公益组织，从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今年4月29日，经过了半年的酝酿之后，他再度出发，身后是遍及全国的志愿者，“我不仅仅希望得到自己孩子的消息，更希望帮助其他人”。他非常希望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亲们，能了解“宝贝回家”公益行动，从偏激甚至极端的想法中走出来。

　　老郭说，寻找丢失的孩子，不能一个家庭去战斗。“宝贝回家”寻子网站不收一分钱，如今有成千上万条被拐儿童和走失儿童的信息，公安部打拐办的领导也经常在这个网站上浏览，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志愿者共同支持，“四川丢失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寻求帮助”。

　　对话郭刚堂

　　记：丢失孩子的家庭应该怎么办？

　　郭：首先是及时报案，公安部门、社会组织、网络论坛……都是需要依靠的力量。其次在寻找的时候不要盲目，不能像我当初一样，满世界乱找。我的经验是“十字追逃法”，确定各个方向之后再去追寻。

　　记：公安部门特别是打拐办怎么支持丢失孩子家庭的？

　　郭：去年4月公安部部署了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后，有效地打击了这一犯罪势头。公安部已经建立了全国联网的DNA数据库，报告儿童失踪的家长可以免费采集DNA数据，所以我建议四川的家长们立即和公安部门联系。

　　记：走了这么多地方，你的这张地图是不是可以看作一张打拐地图？

　　郭：我倒没有这么想过。不过，拐卖儿童的现象还是有规律的，比如就是从贫困落后地区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云贵川一带的拐卖儿童通常去往广东福建，尤其是潮汕地区；江西、湖北湖南的孩子主要被拐到山东半岛；西北地区的以向山西流动为主。

　　记：你和人贩子接触过吗？

　　郭：接触过很多次。感觉他们有的是惯犯，以此为生的，有的是偶然犯罪。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魏孔明 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