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青春

　　在富士康厂区，随处可见“魔鬼藏在细节里”的标语。这里的管理、运营乃至价值观，都堪称细节化。

　　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张工牌。用这个牌子，可以进出大门、到食堂用餐、上下班打卡。每张卡的背后都留有火警、匪警、工会、医疗、餐饮等方面的查询电话。

　　每位员工从流水线上下班以后，就连吃饭也是从传送带上拿饭盒，然后找到位子去吃。每天，位于厂区的中央大厨房都会源源不断地将按比例配置的饭食用锡纸包好，按时间分别供应到各个餐厅。

　　甚至，员工日常着装规范也被具体到这样的细节：夹克的拉链不拉或者拉到一半都是不规范的，要拉到前胸位置。

　　记者不止一次来过富士康园区，但每次来都要有厂区内部人员来接才能进入。白天走在厂区的马路上，很少见到闲逛、嬉笑的人群，每个人似乎都有明确的目标，直奔而去。

　　记者提出利用员工的午餐时间采访，但被笑着拒绝了。原因是：一个普工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统一的工作服；8：00准时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下午从1：30-5：30上班，再吃饭休息一小时，晚上8：00下班。中午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算上排队等待和来回走路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

　　而在一个宿舍内部，舍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陈宏方告诉记者，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这样的事，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现金，但是，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即使是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自杀的员工之一卢新就是如此。这个曾经报名参加过“快男”比赛，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杀的前3天，写了一条QQ签名：一切都过去了。

　　这个湘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层次一共分为十四级，从师一级到师十四级，新人进来从师一级开始，两三年调升一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岁，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个900人的车间。谈到这一让人艳羡的成绩，他摊开手掌，向记者数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各种证书和文凭，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数完了。

　　刘志毅，这个卧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实习记者，很惊异偌大的一个厂区，竟然连一个老乡会都没有。“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

　　在刘志毅看来，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的面对机器后，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像对待灾难一样进行社会援助

　　“什么？又有人要跳楼？”5月17日，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竟然接到了这样的电话。细问之后才知道，一位富士康女员工与同在该厂上班的丈夫吵架，其夫声称：“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你也去跳楼吧！”

　　经过员工关爱中心的连续疏导，该女工的情绪逐渐平复，但留给人们的惊讶却远远没有平息。刘坤告诉记者，员工关爱中心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员工的见面咨询和电话求助。

　　为了杜绝坠楼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富士康从4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目前已经成功控制了30起类似事件。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杀事件会对其他员工造成心理阴影，这种负面能量一旦流动起来，在一个以80后、90后为主要群体的人群中是很危险的。”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咨询工作的孙淇老师说。

　　“自杀可能跟很多原因都有关，但一定是综合力量作用的结果”。孙淇认为，初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工作压力大、身体出现状况，再碰到婚恋问题，在没有得到社会帮助的时候，那些沉淀下来的深层次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跳出来，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只是一根稻草，力量也足以让人崩溃”。

　　专家们认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自杀事件，跟心理暗示有关。“有的时候，做了某件事，才发现自己已经受到了某种心理暗示。比如9连跳事件中的那名女子能够生还，是因为在跳下去的一瞬间突然后悔了，做出了自我保护措施……”

　　刘坤说：“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就出事，说明富士康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不够。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刘坤介绍，富士康也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并为此展开了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措施。但是，仅有企业自身的心理援助体系是明显不够的。孙淇告诉记者，心理治疗领域一般都是以不求助不治疗为原则。因为只有当有人发出求助信号后，进行心理救助才有效。

　　深圳市社科院长乐正也告诉记者，富士康作为一个企业，很难承担社会、政府应尽的责任。富士康上班时可以管着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当下这种完全竞争社会下，必须明确，在发生这类事件中，第二责任主体是谁？

　　乐正认为，地震灾情发生后，马上有社会援助组织等社会资源介入，而且是在第一时间内。富士康发生跳楼事件后，还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介入，实际上，整个社会对目前事件中的员工心理、生活的关注还存在很大的空白。政府应该出面委托一家专业的机构进行专题调研，或者另行安排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对此进行专项调查，提出整改意见。

　　孙淇表示，事件发生后，她已经和几个同行商量过，如果有可能，他们愿意作为社会援助组织介入。(记者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