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中，医院在对徐林东的检查中记录道：“意识清、仪表整，谈话接触可，尚能适应病房环境，对时间、地点、人物回答准确无误，饮食可，睡眠好，大小便正常，个人卫生知料理。认知活动方面：否认存在有感、知觉及感知综合障碍，谈话语速可、语量中等，在思维联想活动量和速度方面未发现异常。情感活动：情绪易激动，情感活动适切，无发现有病理性激情及强制性哭笑等，本能欲望如食欲、性欲无明显增强或减弱。无发现有关系妄想，被控制感等智能方面检查及记忆力方面检查，如常人谈话注意力集中，否认自己有病，拒绝住院治疗。”

　　从这些描述看，徐林东无疑是一个正常人，医院最后的初诊结论仍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主要依据是：“在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公安局、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上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在对徐林东的治疗记录中，有使用“氯普塞吨”、氯氮卓等药物，还有多次电针治疗的记录。而病历中夹带的2009年2月~12月的收据显示，期间共缴纳了1.2万元左右的费用，缴纳人处填的是徐林东。徐林东告诉记者，这钱是大刘乡政府交的，不是他交的。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家属没权接人，只有乡政府才有

　　从2009年9月到12月，张桂枝一直在驻马店奔波，她找到一个当地律师，也有地方媒体记者在她报料后前往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采访。院方感受到了压力，随即通知大刘乡政府把人领走。

　　2009年12月7日，一辆红色面包车驶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车上下来的一个人张桂枝认识，正是他们的村支书徐铁钢，另外几个人则是乡政府工作人员。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告诉记者，出院手续中有乡干部“赵振”的签名，亲属签名是侄子徐铁钢。徐桂林说，徐铁钢虽然按辈分也叫徐林东叔叔，但绝非直系亲属。

　　宋丽的说法是，大刘乡政府告诉她，徐林东被接走后就可以回家。而实际上，他又被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得知二哥被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以来，徐桂林没有放弃救他出院的念头。4月21日上午,记者和他一起赶到大刘镇政府，同来的还有该村村支书徐铁钢。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与徐桂林有这样一段对话——

　　工作人员：我听说你想叫他回来？你把他弄回来，家里有地方住没有？

　　徐桂林：住的地方有啊，他还有一套院，吃的也没问题。

　　工作人员：现在回家咋弄，你也不能天天把他关屋里。

　　徐桂林：乡里一年得一两万花，他在医院受着罪。

　　工作人员：要是能不花钱跟你弄回来，谁都不想花钱。乡里这钱能不花谁都不想花，但是这没办法。

　　4月22日上午，记者同徐桂林再次来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在病房区，徐林东找到了该院副院长丁红运。

　　面对徐桂林想接哥哥出院的请求，丁红运说：“你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徐桂林问：“可乡政府不是他直系亲属啊。”丁红运回答：“不是直系亲属，乡政府也有这个权力，直系家属没有。”

　　丁红运说：“因为徐林东反复去北京告状，影响到了乡政府，影响到了社会治安，所以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个事情只有通过政府协商。”

　　律师常伯阳问：“他又没攻击他人，又没造成社会危害，难道非得强行收治吗？”丁红运说：“这个事情你找政府，医生没有权利解释。他的行为上可能没危害，但是他的认识上偏执，偏执本身就是个精神问题。”

　　丁红运下了逐客令，“我再给你说一句，乡政府送来了可多(方言，很多的意思)人，你找乡政府的书记就可以了”。

　　而徐桂林再次去大刘乡政府找领导时被告知，所有领导又去区里开会了。现在，他还不知道，二哥徐林东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精神病院。

　　本报漯河4月22日电 记者 王怡波摄